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为“十五五”规划良好开局打牢基础的关键之年。立足主责主业，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作为全国银行间市场合格中央对手方、全国唯一一家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央证券存管机构，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石和标志性成果。近期，上海清算所在国际化进程中迈出历史性一步——成功发展中银香港成为首家境外清算会员，正朝着建设成为“一点接入”的境内外金融市场连接枢纽迈进。 上海清算所党委书记、董事长马贱阳日前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频繁提到“创新”一词，这正是上海清算所在过去、当下和未来，全力服务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央对手清算已成为金融市场建设焦点和重要发展趋势。能否请您分享上海清算所在该领域取得的成果？ 马贱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大力推广场外市场中央对手清算已经成为国际金融改革共识。中央对手清算作为重要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在保障金融安全稳定方面的作用得到全球广泛认同，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发展趋势。 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上海清算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将做强做大中央对手清算作为服务央行履职、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落脚点。2024年集中清算规模721万亿元，其中中央对手清算210.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4%和20.6%，连续3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发展态势良好。 一是清算业务体系方面，建立涵盖外汇、利率、债券、信用和大宗商品等的中央对手清算“五大平台”。目前，我们已为绝大部分场外衍生品提供中央对手清算服务，在服务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与风险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我们在全球率先推出场外外汇期权中央对手清算，外汇清算总规模连续多年居全球同业首位，2024年超伦敦清算所约25%，是全球最大的外汇中央对手清算平台。再比如，我们是全球第三个落实二十国集团（G20）关于场外衍生品强制中央对手清算要求的金融基础设施，推出人民币利率互换清算业务，近10年复合增长率超30%，有力维护了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的清算权。 二是清算模式方面，探索形成“领域拓展、链条延伸”的全方位创新发展模式。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我们主动将中央对手清算拓展到大宗商品与碳金融领域，创新推出大宗商品清算通业务，打造多层次大宗商品（碳排放）生态圈。2024年，清算通业务规模1.1万亿元，同比增长65%，服务1.2万余家中小微企业，基于清算通的供应链金融、数字人民币、跨境清结算等也持续落地。同时，我们不断延伸清算服务链条，完善衍生品合约压缩服务、估值指数配套服务等，以丰富高效的业务功能提升服务市场水平。 三是清算制度环境方面，推动形成“清算牵引、全局提速”的中央对手清算制度持续优化的良好局面。在部门规章层面，配合相关监管机构在制度中明确合格中央对手方的风险资本减计安排。在地方法规层面，推动将中央对手清算作为单独条款首次写入我国地方性法规——《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司法保障层面，支持全球首例中央对手清算领域金融测试案例落地，为司法裁判及时回应金融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下一步，我们将努力提升清算服务能级，加快推进30年期限互换产品拓展外汇创新业务研发，通过产品和机制创新、应用场景和服务业态拓展，增强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水平。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请问上海清算所是如何发挥登记托管机构作用，支持债券市场建设的？ 马贱阳：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我们持续推进创新发展，全力为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招标发行、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一站式服务。2024年，服务债券发行45.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占全国新发债券约58%；目前，托管余额47万亿元，同比增长28%。 一是多渠道满足实体经济直接融资需求，强化我国最大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登记平台效能。2024年，我们服务科创、绿色、乡村振兴等各类信用债券融资10万亿元，全国企业债券直接融资超三分之二。同时，服务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等具有增信功能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第二支箭”），助力缓解民企融资难题，全年服务99只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支持实体企业债券融资443.3亿元。 二是搭建债券市场策应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央行履职的政策落地重要渠道。在服务货币政策高效传导方面，上线常备借贷便利和支农支小再贷款券款对付（DVP）结算功能，支持央票互换便利工具落地。在服务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方面，率先支持面向金融机构的金融债柜台发行和交易业务试点，服务16家托管银行为理财产品提供服务，积累了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机制创新的有益经验。在丰富债券市场产品供给方面，2024年，全面服务5家国有大行发行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2300亿元，服务商业银行金融债发行2.5万亿元，全市场占比86%。 三是服务债券市场开放发展，建立境内机构在境外融资的“玉兰债”全新融资机制，已创新实现全币种计价、多市场上市、多场景减费等重大突破，累计支持发行约140亿元。2024年，全球首单非金融企业“玉兰债”的发行利率，创该类型企业境外人民币债券的历史新低，标志着在高水平开放方面迈上新台阶。 四是增强清算托管联动效能，形成债券与衍生品清算托管的高效协同发展。目前，我们已建立覆盖现券、质押式和买断式回购、通用回购、中央债券借贷等的债券中央对手清算体系，2024年债券中央对手清算14.4万亿元，同比增长153.2%。随着通用回购的落地，单日回购集中清算规模突破千亿元，顺畅货币政策、便利资金融通功能持续凸显。同时，我们发挥中央证券存管机构高效管理债券优势，推动中央对手清算保证金资产的非现金化，有效降低机构参与成本、激发市场活力。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金融改革开放要求和市场迫切需求，积极支持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推动“玉兰债”，推进抵押品管理服务，增强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金融时报》记者：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请问上海清算所在推动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马贱阳：在推动上海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我们注重发挥金融基础设施桥梁纽带作用，通过“托管和清算”“现货和衍生品”的有机组合，搭建了“一点接入”境内外金融市场连接枢纽，强化两地市场联动效能。 在债券市场，建立金融基础设施跨境双向互联托管通路。2017年，债券通“北向通”运行，我们与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建立跨境连接，创新引入多级托管模式与名义持有人制度。目前，境外投资者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一半以上的交易主体、交易操作均通过债券通进行，成为主要的流量入口。2021年，债券通“南向通”上线，我们会同香港CMU为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债券市场提供托管结算服务，也已成为市场主流选择。 在衍生品市场，全球首创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跨境联通模式。2023年，我们会同香港场外结算公司等在全球率先推出中央对手方互联互通机制安排——“互换通”。2024年，进一步推出标准到期日合约、非现金抵押品等优化措施。截至2024年底，“互换通”累计清算超4.6万亿元，有效满足了国际市场日益增长的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 在联通模式上，开辟境外机构直接参与境内中央对手清算的全新路径。我们在国际化进程迈出历史性一步，发展中银香港成为首家境外清算会员，在有序联通境内外市场、业务、机构的同时，切实发挥中央对手方作用防范金融风险跨区域、跨市场传递，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两地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广度与深度，稳妥落地“南向通”优化举措，推动“互换通”功能完善，拓展国际清算会员网络，为进一步巩固上海和香港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贡献力量。 《金融时报》记者：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请您介绍一下，上海清算所在保障金融市场稳定运行方面取得的成效。 马贱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我们建设严格的风控体系，探索科技赋能以及全市场共商共治等方式，切实保障金融市场稳健运行。 一是对接国际最高标准，建立多层次瀑布式“风险防火墙”。根据我国金融市场实际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国际标准，我们建立了逐日盯市、保证金、清算基金与风险准备金等核心风控制度，有效识别、准确计量和及时应对潜在风险。比如，我们成功应对了新冠疫情等突发风险。在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展的金融部门规划评估中，我们获得“总体上，风险管理安排设计良好，符合要求”的良好评价。 二是金融科技赋能，创建“可视化+可量化”的风险监测和计量手段。我们自主研发了“中央对手清算业务风险管理数据地图”，对银行间市场近400家主要金融机构和产品、每日超百万条金融交易合约数据动态分析，实现对风险传导、跨市场风险溢出的动态可视化监测。特别是在“互换通”中全球首创“单一资源池”风控模式，体现出我们的风险管理技术能力已经走在国际前列。 三是与各方通力协作，打造全市场共商共治的风险管理网络体系。我们充分发挥风险管理委员会汇聚市场“智力”作用，推动风险管理前沿技术创新应用。同时，主动将高标准的风险管理措施向全市场推广，推出风险试算平台、标债计算器等风险试算工具，与市场定期开展违约处置演练，建立风险共商共治理念，形成全市场协同的风险缓释网络体系。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提升科技赋能，强化中央对手清算机制风险监测作用，推动风险试算平台等的扩容，建设多层次风控体系，切实防范境外风险向我国金融市场的外溢，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责任编辑：杨喜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