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数字人民币首次外部可控试点已过三周年。从开始的陌生、好奇到如今的初相识，数字人民币正在走进千家万户。 不过，《金融时报》记者也多次听到这样的问题——“数字人民币有什么不一样？”“移动支付这么发达了，我们是否还需要数字人民币？”“试点3年了，除了‘扫一扫’‘碰一碰’，有啥新进展?” 在10月12日举行的2023中国（北京）数字金融论坛上，多项成果的展示也许能解答上述疑问。从轨道交通、校园、养老等多场景应用均能“大显身手”的数字人民币SIM卡硬钱包，到数字人民币预付费创新产品“智安鑫”；从面向小微企业的“腾讯智能合约企业信贷应用”到数字人民币支持跨境收付款方案，数字人民币便利性和活跃度进一步增强。 智能合约推动关键创新 在本次论坛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联合爱棋道（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棋道”）、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喻信息”）、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生科技”）展示了数字人民币预付费产品“智安鑫”，这是该行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应用上的又一创新应用。 据了解，“智安鑫”具有以下特点：在交易侧，依托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以下简称“数研所”）推出的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标准产品“元管家”，延伸提供预付资金管理及增值服务，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保障商户经营。在应用侧，与爱棋道线上线下消费场景互动，依托天喻信息硬件钱包一卡多应用，实现线下教学点硬钱包登记信息、核销课时，便利学生使用。在数据侧，依托德生科技民生卡大数据积累与爱棋道学生大数据碰撞、分析和应用，促进对全国青少年群体“国棋”传统文化和体育竞技精神的传承教育。 “元管家”是2022年9月数研所发布的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预付资金管理产品。这款产品是在数字人民币的钱包上部署智能合约，在预付消费服务场景提供防范商户挪用资金、保障用户权益的解决方案。当时，数研所副所长狄刚表示：“当消费者向商户预付资金时，运营机构为每一位消费者创建一个加载了智能合约的数字钱包，一方面，将合同条款写入智能合约，商户不能随意划转消费者预付的资金；另一方面，在实际消费之前，预付资金仍然归消费者所有，即使商户破产清算，也能保护消费者资金安全。” 数字人民币通过加载不影响货币功能的智能合约实现可编程性。借助智能合约，可使数字人民币在确保安全合规的情况下，根据交易双方的规则自动触发。因此，其在预付资金管理、定向支付、财政补贴、科研经费、精准扶贫、资金结算归集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这也被业内视为数字人民币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目前，围绕智能合约业内已有诸多探索。除了上述邮储银行的“智安鑫”外，北京银行与建设银行、多点新鲜携手，推出了“数字人民币美通卡”产品。通过加载智能合约，“数字人民币美通卡”进一步明确预付资金所有权归属于消费者，实现了用户资金根据实际消费情况一笔一核，依约划转，有效保障资金安全，同时实现余额及权益实时查询、交易记录一键获取、无忧退卡等卡管理服务。 记者获悉，该卡支持用户在北京地区多点APP、物美线下自助购买机具上，实现安心购物的数字人民币支付体验。这也是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元管家”产品在商超场景首次落地实践。 企业端创新应用亮点纷呈 此次展示的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应用实践中，多家机构还介绍了数字人民币在企业端的信贷应用探索和实践经验。其中，“腾讯智能合约企业信贷应用”成果是腾讯数字人民币项目组面向微众银行小微企业客户，定制研发的一款智能合约企业信贷解决方案。基于该方案，商业银行可以精准追踪贷款资金去向，相关记录不可伪造和篡改，有利于避免资金流入赌博、炒房、股票理财等与贷款申请用途不匹配的领域。同时，通过智能合约分析安全、合规等多维度信息，商业银行还进一步增强了提供优惠利率等精准扶持的能力。 以微众银行中小微企业客户为例，企业通过微众银行企业金融APP、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授权银行查询信息申请微业贷，银行审批核准后，企业即可将资金在线上便捷转至其他企业的数字人民币对公钱包，如收款方为微众银行审核认定的产业链核心企业，微业贷客户则能获取相应的优惠利率，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另一款企业端应用是中国工商银行联合京东科技共同推出的基于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方案。现场通过演示案例可以看出，成功支持使用工行数字人民币钱包，将京东供应链金融科技平台发放给企业的采购融资款直接支付给某橡塑集团。 据介绍，该场景是依托数研所搭建的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生态服务平台，部署智能合约模板并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可信环境下运行，支持京东供应链金融科技平台通过数字人民币放款。融资方在每一笔放款过程中可以自动生成匹配智能合约，不需要人工干预，自动触发完成。结合数字人民币支付即结算、精准追溯、高安全性特点，可化解中小微企业融资时的身份核验与风险识别、信用担保等问题，提高融资效率与安全性，增强产业链上下游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多方互信，用数字人民币为产业发展和普惠金融注入新力量。 与之类似，农业银行也利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技术，面向供应链金融服务展开深入合作，推出基于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方案，深入探索数字人民币服务实体经济新模式。 据记者了解，在论坛上，各家机构展示的智能合约应用实践，均基于数研所搭建的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生态服务平台。该平台提供智能合约公共服务和底层支撑。 与会嘉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数字人民币试点不断推进，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有业内人士预计，未来，数字人民币在企业端创新融合速度还将在安全可控的基础上不断加快，有助于推进数字人民币从零售端到企业端支付链条闭环的形成，进一步促进数字人民币在零售端客户使用的便利性与活跃度。 跨境支付领域迎突破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人民币在支持跨境收付款方面也在稳步取得突破。中国建设银行与易付达（Thunes）中国共同推出了正在研发中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收付款方案，包括支持中国企业跨境收款和支持个人留学项下汇出汇款。 “Thunes和中国建设银行达成了应用数字人民币新产品，联合探索跨境收付款新途径的共识。目前，已经形成两个开创性解决方案——数多汇和数善达。前者旨在帮助中小企业实现跨境收款，后者旨在支持简易的跨境汇款。”Thunes全球首席执行官Peter De Caluwe表示。 具体来看，依托数字人民币先进的产品技术、建设银行与Thunes的全球资金清算网络和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能力，解决方案中提出了建立出口跨境电商场景及个人跨境汇款交易项下信息流与收付款资金流高效匹配的新途径，帮助中国企业降低跨境交易成本，提高资金结算效率和使用效率，为出口跨境电商企业海外收款提供高效、快速、透明的金融服务，也为个人留学汇款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据介绍，该方案中，建设银行将和Thunes一起，秉承合规优先原则，严格执行境内外所有适用监管规定，并拟在新产品系统、运营机制、信息报送等通过监管机构全面评估核准且经过客户配合完成试用验证后，适时推出数字人民币跨境收付款产品和服务。 从传统模式来看，以往基于双边代理行模式的跨境支付，存在效率仍然不够高、费用成本偏高、不透明和覆盖不足等问题，业内对央行数字货币在上述领域的突破寄予厚望。受访专家表示，随着全球数字化支付的迅速发展，跨境支付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目前，业内普遍期待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的推进为解决跨境支付中的痛点问题提供新的路径。通过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各国央行可以实现数字货币之间的快速结算和清算，降低支付成本，加快支付速度，提升支付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10月7日至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勇担使命、踔厉奋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与会同志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这些年来，围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之密集、作出的决策部署之全面，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之丰富系统、深刻厚重，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旗帜指引方向，思想凝聚力量。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党委书记、馆长吴向东表示：“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必将载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光荣史册，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视野宏大，贯通古今，论述深刻，蕴含着伟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表示，作为一名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者、传播者，对做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责无旁贷。 “我要努力阐释好蕴含其中的原理性理论成果，同时创新教学方法，带领学生更好学习把握我们党这一新的思想成果。”陶文昭说。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闻舆论工作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总书记引领下，党的新闻事业正能量更加强劲充沛，主旋律愈发奋进昂扬。”中国记协国内工作部副主任王佳表示。 正在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下岐村开展“四下基层”活动的宁德市委书记梁伟新，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此次会议精神。 “习近平同志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就提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并将其置于‘四下基层’首位。此次在重要指示中更进一步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梁伟新表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要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领悟，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踏上新征程，迎接新挑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首要政治任务。这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副司长刘梅茹对今后工作重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策划组织、创作推出《思想的田野》《思想耀江山》等一批质量上乘的电视理论节目，广受群众好评。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理论节目的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把‘有意义’的道理讲得‘有意思’，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好‘飞入寻常百姓家’。”刘梅茹说。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路丙辉对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专门提出“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感触尤深。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长假，路丙辉带着学生们行程100余公里，边走边看边思考，开展了一次“行走的思政课”，让学生们在深入实际中认识国情，不断增强对新时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自豪感。 “思政课教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者、捍卫者。我将和同事们不断创新教学方法，让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深深扎根青年学子心田。”路丙辉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让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张善强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群众身边的‘精神加油站’，引导居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张善强表示，将开展更多形式各异、内容丰富的宣传宣讲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走进位于浙江绍兴的浙东运河文化园，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浙东运河文化园负责人傅秀美倍感振奋。 “前不久，总书记到文化园考察，专门叮嘱‘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我们要把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谆谆嘱托转化为奋进动力。”傅秀美表示，下一步，将在园内集结与“运河”相关的文化创意产业，持续推动运河文化的开发利用、活化创新，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对各级党委（党组）、各级宣传文化部门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工作能力本领，提高工作质量效能，书写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新篇章。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时，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委宣传部长宋常颖在“勇于改革创新”等内容上作出重点标记。“这就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直接面对群众，要找到老百姓喜爱、易懂的宣传方式，就必须在改革创新上下功夫。”宋常颖表示，将充分发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党的好声音传递给更多人。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敢于善于斗争”。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员李仁见对此深有感触。 “当前，思想舆论领域主旋律是团结鼓劲、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同时也有一些喧嚣刺耳的杂音、噪音，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依然存在，需要充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李仁见表示，将为在军队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培养出更多听党指挥、敢打必胜的“先锋利剑”而不懈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要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让人民日报社记者张烁觉得工作动力更足了。 “作为一名中央新闻单位记者，我要继续发扬‘脚底板下出新闻’的好传统，采写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佳作，为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贡献力量。”张烁说。 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工作人员朱文鸿看来，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的要求，就必须建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人才队伍。“我们将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课堂，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着力培养一批理想信念坚定、理论功底深厚、实践本领高强的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人才，以本职工作助力激发正能量、护航新征程。”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出席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确保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强化政治担当，勇于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10月7日至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并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以强信心为重点加强正面宣传，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决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政治责任，勇于改革创新，强化法治保障，建强干部人才队伍，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要求落到实处，不断增强工作能力本领，提高工作质量效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作工作布置。 中央网信办、人民日报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务院国资委、北京市委宣传部、四川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铁凝、谌贻琴出席会议。 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部分企业、高校，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国庆节当天，杭州亚运村内，中国工商银行运动员村网点迎来中国香港代表团一行。网点工作人员为代表团成员提供了数字人民币服务，成员们尝试用自己的手机在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数字人民币APP，并开立了工商银行数字人民币钱包，除了绑外卡外，还率先体验了转数快（FPS）充值和随用随充功能，并在网点内“扫一扫”体验商品购买流程。此后，代表团成员可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在亚运村内各商户以及试点地区线上线下可受理数字人民币的场景进行消费，享受便捷安全的移动支付服务。 记者获悉，FPS新模式此前已经进行了多轮真实交易测试。两地货币当局之间的直接合作为G20提出的提升跨境支付服务路线图提供了应用范例，有利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本地指定参与机构一点接入、批量全通，且具有更好的合规基础。通过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建设运行的数字人民币系统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牵头成立的“转数快”快速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可支持中国香港居民已在工银亚洲、中银香港、汇丰银行和恒生银行等本地银行开立的港币及人民币账户向数字人民币钱包充值，并在内地和香港地区试点范围内使用，业务更可控，交易链路更短，交易成本更低。 体验过数字人民币钱包的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均认为钱包使用简单方便，能直接通过转数快跨境充值钱包，节省兑换人民币、预备现钞的流程和时间，令他们在运动员村的生活消费倍感轻松方便。
策划人语 金融安全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障和基础。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正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金融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其作用也更加凸显。我国重视金融安全的相关问题，将金融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上，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保障。为了更好地反映地方金融安全在新时代的动态变化，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秉持“反映经济安全本质、突出金融安全导向、注重风险识别计量、提供前瞻预警价值”思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中心通过对地方金融安全进行多层次剖析，构建了地方金融安全指数。 周道许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与教育培训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专家，西南财经大学兼职博士生指导教师。主要研究领域是金融安全、地方金融和银行保险监管。 马天平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作，曾担任蚂蚁金服集团高级金融顾问并在美国高盛总部工作访问交流。在中英文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金融越发展，金融安全越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地方金融安全指数是对地区金融运行安全状态的客观反映，可以为地方内各经济主体制定政策，调整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为此，我们邀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周道许、研究员马天平做客本期“智·汇·谈”栏目，深入探讨如何量化地方金融安全状态、构建地方金融安全指数并预判其发展趋势。 地方金融安全是地方经济安全的基石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定义地方金融安全？您能否以地方金融风险为着眼点，从影响因素和传导过程两个方面深入介绍地方金融风险生成机制？ 周道许：地方金融安全是指国内各地区金融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来自区域内外不利因素的干扰和冲击具有足够抵御与抗衡的能力，并保持正常运行和发展的一种稳定状态。安全和风险可能还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安全的主要方面肯定是风险，但安全不完全是风险，它还包括对抗风险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高度的地方金融安全，不仅意味着该区域在冲击前安全度较高，而且该区域在遭受金融风险冲击后，仍表现出的强大的风险防范、应对和化解能力。 （一）从影响因素看地方金融风险生成机制 理论上来说，金融在根基上之所以安全，依赖于地方的经济发展。一般而言，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政府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承担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规模、收入增速和财政自给率，分别反映了地方政府的金融安全实力、财政支撑力和财政可持续潜力。 二是地方企业发展。企业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经营者，企业数量规模、企业数量增速和产业结构分别反映了当地企业整体实力、实体经济变动和经济持续发展能力。 三是地方居民消费能力。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影响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社会消费规模、社会消费增速和居民人口结构分别反映了地方居民的消费收入能力、消费发展支撑度和长期消费潜力。 （二）从风险传导过程看地方金融风险生成机制 金融风险传导是指在金融体系内部或不同市场之间，由于某一事件或问题引发的风险扩散和传播过程。这些风险传导可以迅速影响金融机构、市场参与者和整个经济体系，导致系统性问题和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简要说明金融风险传导的一些主要途径。 一是信用风险传导。信用风险是借款人或债务人无法按时履行义务而导致的风险，也称为违约风险。信用风险包括借款人无法按照合约规定偿还本金和利息的违约风险、借款人延迟偿还债务但最终能够全额偿还的延误风险、借款人的财务状况恶化导致债务违约或无力偿还的贷款质量下降风险、债券评级机构下调某些债券评级导致债券信用质量降低的评级下降风险。信用风险传导也会引发地方金融风险，如某一地债务违约引发的信用风险传导等，容易导致地方性甚至系统性信用风险。 二是流动性风险传导。市场缺乏足够的买卖双方，导致某些资产无法及时变现或以合理价格变现。例如，市场流动性不足、交易所暂停交易等都会带来流动性风险。当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面临流动性问题，容易引发连锁反应。 三是市场风险传导。市场参与者的情绪和信息传递也会影响一个地方的金融风险传导。负面消息可能引发恐慌情绪，导致投资者集体行为，进一步加剧风险传导。 四是机构间风险传导。一个地区的金融体系内各个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和相互依赖关系，一个机构的问题可能影响到其他机构，导致风险传导。 总体而言，金融风险是金融市场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地方金融安全建设需要不断夯实各项金融监管制度、加强风险管理、提高地方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同时，为了减缓金融风险传导并降低地方性金融危机的风险，需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各项金融监管和监测机制，做好地方性金融风险管理和应急预案，强化地方性金融安全。 地方金融安全指数的研究背景及监测目标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研究地方金融安全指数？有何意义及作用？ 周道许：金融安全既是地方安全的基石，也是地方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体系要让它发挥真正有意义的作用，特别是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必须自身的安全是要保证的。如果金融体系本身不安全、运行效率低下而且存在巨大风险的话，很明显容易出现效率上的较大损失，反过来还有可能给实体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地方金融安全是地方发展的前提，地方发展是地方金融安全的保障。随着各地金融的不断发展，金融日益渗透到各个地方区域的经济、民生、社会方面。金融安全对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生福祉等形成全方位、系统性的影响。为此，金融安全系列指数课题组通过对地方金融安全进行多层次剖析，构建地方金融安全指数。 金融安全指数是一个很好的度量金融安全状况的工具，金融安全指数可以帮助我们树立金融安全研究的标准，可以把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量化，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测量金融风险和不安全因素的尺度。搭建地方金融安全指数的意义及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预防金融风险。通过分析判断金融安全指数的数值和变化趋势，对比以往时期指数的具体情况、同时期其他地方的金融安全情况，即可对未来一定时期内地方金融风险情况进行评估。 二是研判各地经济走势。地方金融安全指数反映了我国各地方宏观经济市场的进程内容及其在全国的联动、领先、滞后情况，便于确定地方金融安全在全国的位置，可作为相关决策的参考指标。 三是寻找参照定位。评估我国的地方金融安全政策，需要参照其他地方的金融安全现状与原因机理，为其提供参照尺度。 四是支持机构发展壮大。评估地方金融安全等级，通过认知背后原因，科学掌握地方风险，避免地方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时投资损失或不可逆敞口暴露。 《金融时报》记者：那么，金融安全系列指数课题组是如何构建地方金融安全指数体系的？其监测目标是什么？ 马天平：构建地方金融安全指数需要站在系统性角度进行考察。将地方金融联动的共性特征、地方金融相互依赖的现实，与各地金融的特定差异以及我国金融的传导机制结合考虑。以多角度比较的方式，得出不同地域的差异性评估结果，从而为提高地方金融安全能力提出参考性价值。 地方金融安全指数是由监测内容和指标构建组成。地方金融安全的监测内容分为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地方居民三个对象以及存量、增量、潜力三个层次，一起构成9个象限。通过监测该矩阵，注重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联动，既能抓住各地方金融安全的主要矛盾变化，又能兼顾地方区域内经济结构的特点以及全国的数据可得性，保持统一口径，便于对各地方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各地的地方金融安全程度。 在指标构建上，我们根据代表性、可比性、可得性原则，继而进行相关性测算，从近百个指标中，按照前述的“3*3”矩阵监测内容，筛选出了9类核心指标。最后，采用通用的权重法，通过一定标准化和赋权方式，将各维度的指标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数。不只是价格加权，还包括对规模、增速、结构占比的加权，使得指数结果较为直观。 一般来说，直接对地方的金融机构进行监测评估，难以科学测度地方的金融安全程度。地方金融安全指数的监测目标并非着重于监测注册地的金融机构，而是从地方经济的实体经济各方面入手，考察地方金融安全。 首先，监测对象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融资、外部财政转移支付、调节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调整土地出让价格和数量等直接方式，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区域的资产负债总量及结构。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影响所控股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和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和居民的生活决策。 其次，监测的对象是地方企业。企业是现代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政府的收支出现问题、地方银行坏账率上升，本质上是由企业引发。例如，部分房地产企业出现问题，使得村镇银行资产恶化。同样，企业的工资支出是居民的收入来源，企业变动也会导致居民收入出现问题。 最后，监测的对象是地方居民。一个居民在一个固定地方得到了持续发展，或者从一个地方迁移至另一个地方，会对该地方的消费拉动、劳动力供给、技术传播和产品产出产生影响，继而引起经济发生积极或消极变化，从而影响金融安全。 地方金融安全指数的研究及对比结果 《金融时报》记者：从研究结果看，地方金融安全指数体系呈现什么特征？ 周道许：我们根据指数的结论和效果，得出地方安全金融指数体系呈现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从时间看，各地以2018年为分界线，各地金融安全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稳定发展期和震荡波动期。2018年以前，各地金融安全发展相对稳健，金融安全水平缓慢提升，波动幅度较小；2018年以后，受中美贸易战、新冠病毒疫情等因素影响，各地金融安全发展波动幅度相对变大。 二是从地域看，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我国地方金融安全指数值呈现递增态势。东部、南部地区金融安全程度较高，且波动幅度较小；西部、北部地区金融安全程度较低，且波动幅度较大。 三是从经济发展来看，虽然短期的“灰天鹅”“黑犀牛”金融事件和一些金融制度安排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健性，比如新冠病毒疫情等，但从整个窗口期时间来看，金融安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经济是金融的基础，金融安全的长期稳定和提升依赖于经济发展。 四是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系统的稳健性，对金融安全的影响更显著，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增长，归根到底还是建立在高度成熟的工业体系之上，对金融安全的影响稍弱。相比较第三产业，金融业本身的增加值和金融安全的关联更弱，金融安全更多地体现了整个经济系统的安全而非单纯金融行业的安全。 《金融时报》记者：通过地方金融安全指数在全国的横向比较，哪些地区具有维持金融安全的资源优势？ 马天平：从我国三大经济分区来看，东部地区金融安全水平总体领先于中西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内部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格局，其中华东金融安全程度更高，华南地区和华北、东北地区金融安全水平稍弱。从金融安全水平的排名来看，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等省份（直辖市）在全国排名靠前。 从全国的角度看，具有维持金融安全资源优势的地区存在三类代表。首先是天津等地方，其特点是产业结构合理且发展较为成熟，但增长潜力较低，因此金融安全程度不太高；其次是北京、上海，其特点是第二产业比重较低，金融安全有提高空间；最后是广东，其特点是第二、三产业发展速度快、结构合理、增长潜力较高，表现为较高的金融安全水平。 未来的发展及建议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介绍一下金融安全指数的国际借鉴或国际比较。未来金融安全系列指数还有后续研究计划及展望吗？ 马天平：全球对地方金融安全的关注重点不同。中国较为强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我们这次研究成果侧重于地方金融安全，也即是尽量探寻中央金融安全之外的部分。中国的中央金融安全，主要体现为国家金融安全，我们已经在前期的《金融安全指数（国别版）》中给出了较为系统性的报告。“国别金融安全指数”通过分析判断各国金融安全指数的数值和变化趋势，对比以往时期指数的具体情况、同时期其他国家的金融安全情况，即可对未来一定时期内国家金融风险情况进行评估。对金融风险类型、风险范围、风险程度进行预测，从源头规避金融风险的发生，尤其是对系统性金融危机进行规避。另外，“国别金融安全指数”可以支持机构和企业“出海”时，提前识别金融不安全因素，掌握金融国别风险。 与此同时，在本次的地方金融安全研究中，我们尽可能避免通过地方金融机构的安全反映地方金融安全。例如，招商银行地处广东、中国工商银行地处北京，但是二者的金融安全与广东和北京的地方金融安全不同。国际上对地方金融安全的探寻较少，对于区域金融安全的考察较多，但是区域这一概念与中国的地方的概念又有所不同。区域可以是多个国家构成，如欧盟是一个区域，可以考察欧盟的区域金融安全；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个地方，如缅甸某些地区的金融安全。我们本次研究主要是强调中国地方行政区域的金融安全。未来，我们除了从地方、区域的视角进行研究，还将从行业的视角进行探索，如中国的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金融安全。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守护地方金融安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马天平：我国地方金融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地方财政压力较大、外部冲击超预期、内部需求不振以及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出地区发展压力增大。为应对挑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应及时调整政府债务结构。通过债务置换、债务展期、债务重组、借新还旧等方式，削减地方债务负担、提高中央政府债务比重。对于债务风险较大的地区，一方面，需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强对债务资金使用的监督、多元化债务融资渠道等多方面措施；另一方面，还需想方设法盘活当地资产，谋求本地产业发展，“以增量化存量”，以实体经济的增量消解现有债务的存量，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 二是积极扩大内需。一方面，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潜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保障力度，以公共消费的增加弥补私人消费不足的缺口。另外，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和居民需求偏好的改变，提高商品服务供给能力，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和引导私人部门投资，提升企业创新发展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优化增值税制度、综合利用加计扣除、税收递延和留抵退税等税收工具，以多种方式降低中小企业负担。最后，稳定房地产投资，提高居民购房意愿，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适度下调房贷利率。 三是进一步完善区域发展协调机制、完善跨区域帮扶体系建设。对于落后地区给予一定制度支持。一方面，落后区域的发展风险更高，需要重点防范关注；另一方面，对落后地区的帮扶也是先发展地区对自身的考虑，在国家整体论之下，落后地区的风险可以转嫁至发达地区。 相关链接：国别金融安全指数 当前世界正面临贸易逆全球化，货币政策调控空间收窄、财政赤字持续上升等问题。国与国之间金融界关联度较强，中国正处在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从国别角度考察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从国别金融安全指数编制的背景和意义看，金融安全的程度越高，金融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支撑度就越大，一旦金融处于不安全状态，尤其是走向金融危机时，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正常运行，而且会对国家社会稳定造成颠覆性威胁和破坏。经济全球化使得金融风险存在全球感染性，国家金融安全日益依赖于全球整体金融安全的程度。考察一国总体的国家金融安全程度，直观可靠的信号系统是引入指数。通过构建指数，可以及时得出国家金融安全所处状态、经历历程、发展趋势，并获得比较基准和参照体系，为中国制定金融政策、做出金融发展决策打下坚实基础。 从国别金融安全指数编制的原则和方法看，课题组将国别金融安全指数的监测内容分为由国内驱动、外国诱发内外两方面以及由衰退萧条和过度繁荣两方面构成的4个象限，聚焦金融政策错配、金融结构失衡和金融发展支撑不足的3个监测层次，多个原则下采用决策树逻辑层次判别的综合定量测算方法，从近千个指标中，筛选出10个核心指标。从可比较性及可参考性原则出发，选取了15个国家进行监测和对比，包括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也包括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还包括大宗商品资源国或地缘政治较为复杂的国家，充分考虑了这些国家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参考价值。从指数采集数据的时间频率看，有高频的日度数据，也有中频的周度、月度数据，还有低频的季度和年度数据。总体上，课题组从“4*3*10*15”的网状角度，根据每类频率指标的波动阈值变化，非线性合成得出指数。 从国别金融安全指数的结论和效果看，以2017年或其他年份为基期，课题组发现全球的金融安全程度整体呈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总体来看，中国目前处于中间偏上的位置，且金融安全的波动率相对较低。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在应对金融不安全冲击时，尚存在巨大的政策空间和资源空间。若考虑这些可应对措施和可利用空间，中国的金融安全程度在全球的排序将处于更高水平。 从指数的价值看，国别金融安全指数构建后，将提供多方面的决策支持。通过分析判断各国金融安全指数的数值和变化趋势，对比以往时期指数的具体情况、同时期其他国家的金融安全情况，即可对未来一定时期内国家金融风险情况进行评估。对金融风险类型、风险范围、风险程度进行预测，从源头规避金融风险的发生，尤其是对系统性金融危机进行规避。 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国别金融安全指数反映了我国宏观经济市场的进程内容，便于确定我国国家金融安全在全球的相对位置。通过在全球横向比较，参照发达经济体已经经历的历程，新兴经济体过度激进实施的金融政策，便于我国获得有益经验、汲取教训。同时，指数可以支持机构和企业“走出去”时，提前识别金融不安全因素，掌握金融国别风险。
为及时了解乡村经营主体融资现状，中国经济信息社面向全国县域企业开展金融服务需求调查研究行动，并形成“乡村振兴——金融服务需求调查指数”。调查样本遍及18个行业、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县域企业中，私营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占到九成以上。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县域企业为中小企业，近七成保持盈利。从经营收入来看，约五分之四的县域企业年收入在500万以内，尤其集中在100万以下。从盈利情况来看，68.2%的县域企业处于盈利状态。其中，4.6%的企业利润保持增长；27.0%的企业利润较为稳定；36.6%的企业利润下降或利润不稳定。31.8%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总体来看，企业经营仍存在一定压力。 样本县域企业年收入分布及盈利状况分布 为了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补充流动资金， 48.1%的县域企业有融资行为。在有融资行为的县域企业中，46.8%的企业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较大，融资金额达到100万以上；其余企业的融资金额较小，18.3%集中在5万元以下。在渠道方面，76.4%的企业通过银行渠道获得融资，主要为农业银行等国有大行，以及农信社和农商行。选择该银行贷款的主要原因包括利率低、网点多、服务体验好等，贷款企业在优先考虑贷款条件和利率的基础上，对银行服务效果也较为看重。 样本县域企业融资渠道分布 无融资行为的企业多为无需融资，其自有资金足以满足业务需求，仅有少部分企业为需要融资但缺乏合适产品。在没有进行过融资的企业中，64.5%表示自有资金足以满足业务需求，24.1%表示无法满足银行贷款条件，9.1%表示银行贷款产品不符合需求，5.2%表示银行贷款服务体验较差。 二季度，四分之一的县域企业有新增融资，其中约一半为10万以下的小额融资。但融资满足度和融资满意度较高，62.2%的县域企业认为二季度融资金额能满足其经营发展需求，64.4%的县域企业对融资服务较为满意。 2023年二季度样本县域企业融资满足率情况 三季度融资需求企业比例及需求金额较二季度均有所增加。30%的县域企业需要新增融资，且融资金额较二季度也大幅增加。14.4%的县域企业表示融资需求额与二季度持平，57.3%表示融资需求额较二季度有明显增加，仅28.3%表示融资需求额较二季度有明显下降。
自2020年9月“双碳”目标提出，时光倏忽，转眼已三年。在这场几乎全社会都被动员起来的系统性变革中，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液，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绿色转型之路上的重要引擎。 早在2016年，人民银行就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和完善绿色金融发展顶层设计，牵头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初步确立了绿色金融发展“五大支柱”，支持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和平稳有序转型。2017年以来，国务院相继批准七省（区）十地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在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效支持了地方绿色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截至2023年二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27.05万亿元，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7.8个百分点。 在此过程中，金融的功能与效用是如何发挥的呢？ 首先，在支持“双碳”目标方面，金融可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资金流向哪里，市场资源就会配置到哪里，这是金融在支持绿色低碳方面最直观的作用。但是，绿色产业具有的外部性问题长期制约着资金的流向，低碳环保要求也常常被视为“额外的压力”。在这方面，绿色金融大有可为。例如，通过一系列的产品创新，引导和撬动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特别是通过不断完善信息披露要求，开展行业自律、实行绿色评价，可以让低碳转型有“数”可依，有例可循。 其次，在支持“双碳”目标方面，金融可发挥风险管理的功能。风险管理是金融的基本功能。金融体系除了需要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也需要防范由于环境和气候因素带来的金融风险。经济学人智库（EIU）曾经估算，气候变化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带来43万亿美元的金融损失，约为全球资产管理规模的三分之一。对此，人民银行已经要求主要商业银行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金融机构要认识和分析环境、气候变化会带来哪些风险，并在识别风险的基础上，采取措施来规避、管理这些风险，尤其是要通过转型金融的手段将目前的高碳资产逐步转变为低碳、零碳资产，从而更好推动“双碳”目标实现。 再次，在支持“双碳”目标方面，金融可发挥市场定价的功能。在低碳转型过程中，不能只依靠行政命令，更需通过市场化发展手段实现真正的可持续。通过各类金融产品创新，能够激励市场主体降低零碳技术的各类成本，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更重要的是，金融可与其他市场化机制充分结合起来。例如，在近两年起步发展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方面，发展碳期货等衍生产品可提升市场流动性，排碳合理定价，进而激励其进一步向低碳发展转型。 回首来路，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绿色金融的蓬勃发展，不仅有顶层设计的政策推动，更有各类相关主体的主动作为、深耕细作。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期待绿色金融在规模不断做大的同时进一步“做细”，精准识“绿”、耐心护“绿”，用更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产品为绿色转型提供强劲动力，努力实现金融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共生共荣。
钱塘潮涌，蓄势待发。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报名参加杭州亚运会，1.2万余名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勇搏金；在另一条赛道上，金融服务保障赛也在提速进行。 “为切实做好杭州亚运会金融服务保障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统筹赛事侧、城市侧两大场景，优化人民币现金、外币兑换、外卡受理、移动支付、数字人民币等金融服务，为亚运会期间境内外人员提供多币种、多渠道、多场景的金融服务方案。”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有关业务负责人介绍。 移动支付受欢迎 多个境外电子钱包可无缝跨境支付 “杭州本来就是旅游城市。今年亚运会召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杭州。”在杭州巷子口卖葱包烩的吴阿姨告诉《金融时报》记者，“扫一扫”也成了通用的国际语言。“我们店里来的国外游客特别多，自从有了支付宝，我可以做全球的生意了。欢迎大家用支付宝买一份葱包烩，来尝尝我们杭州当地的特色小吃。”她开心地说。 过去十年里，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了国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对在杭州经营港式茶餐厅的一位香港老板来说，支付方式的变化依旧令他记忆犹新，他说：“我的店可以用港版支付宝付款，我刚从香港来杭州的时候还用不了，现在就比较方便了，境外电子钱包用户可以直接刷支付宝付款。”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支付宝与中国银行、网联清算公司等合作伙伴紧密协作，实现通过“下载支付宝App后绑定境外银行卡”以及“直接使用境外电子钱包”两套服务方案来保障境外个人在境内的移动支付服务。 早在2022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由蚂蚁集团、网联清算公司与多个境外钱包、境内金融机构和主要国际卡组织合作，推出了“移动支付国际化推广服务”，助力中国数字支付与金融服务国际化。AlipayHK（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Touch'n Go eWallet（马来西亚）和Kakao Pay（韩国）3款电子钱包率先试点。2023年3月至8月，上述3个境外钱包用户在中国内地跨境支付的总笔数增长了47倍。餐饮、零售和交通是他们最常使用的消费场景。 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以及网联清算公司支持下，7款亚洲领先的电子钱包加入“移动支付国际化推广服务”。此次“移动支付国际化推广服务”新增的7款境外钱包，包括mPay（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Hipay（蒙古）、Changi Pay（新加坡）、华侨银行（新加坡）、Naver Pay（韩国）、Toss Pay（韩国）和 TrueMoney（泰国）。“超过1.75亿名东南亚和东亚消费者由此受益。”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当然，除了支付宝用户，银联境外钱包用户也可在银联标准二维码商户进行扫码支付，享受银联移动支付带来的便利体验。目前，韩国、日本、泰国等17个亚洲国家与地区的85个App已开通上述服务，包括香港中银BoCPay、新加坡星展银行Paylah！、泰国开泰银行Kplus等钱包。 “移动支付是本届亚运会金融服务的一大亮点。”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境外用户可以使用本国家、本地区的电子钱包，这项服务解决了境外用户来中国内地的支付难问题，让他们用自己熟悉的电子钱包或下载支付宝，无需换汇，畅享跨境移动支付服务。 “扫一扫”不习惯？ 云闪付、刷卡有保障 “每次买东西付钱都需要扫二维码，我不习惯，我更想付现金或者刷卡。”亚运会召开前夕，来中国旅游的巴基斯坦小伙伊拜尔遇到了支付难题。 伊拜尔的困惑并非个例。中国早已步入移动支付时代，2022年我国线下支付市场中，数字钱包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线上支付市场更是高达80%，但境外人士的使用习惯截然不同。2022年，欧洲央行发布了对欧元区消费者支付习惯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线下购物消费时，现金消费占比为59%，银行卡支付占比达到34%，其余支付方式占比仅有7%。现金和银行卡依然是境外人士的主要支付方式。 那么，除了“扫一扫”之外，境外人员还有什么选择呢？《金融时报》记者从中国银联了解到，银联在云闪付App和“刷卡”服务上不断优化升级。“我们全面改造当地数万台ATM、POS机等机具，优化用卡环境；打造跨境支付解决方案，为境外人士提供便捷无障碍的支付体验。”中国银联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例如，针对未持有银联卡的境外人士，中国银联联合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推出“旅行通卡”产品。境外人士入境后，可凭护照等证件在云闪付App内线上申领、充值“旅行通卡”（支持其他卡组织的银行卡充值），便可使用云闪付App扫码及线上支付功能。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境外人士在境内开卡流程多、周期长的问题，且不再需要另行绑定第三方支付终端。 值得一提的是，境外人士申请的“旅行通卡”也可授权开通银联乘车码功能，便捷扫码乘坐地铁、公交。对于亚运会期间，通过云闪付App申领“旅行通卡”的用户，发卡银行充值最低零费率，用户还可获得无门槛优惠券或者享受立减优惠。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等地的游客，还可用本地发行的银联卡绑定手机，通过HUAWEI Pay或Apple Pay在境内公交地铁、餐饮、百货等多场景“挥”手机支付。 银联有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本届亚运会期间，境外人士不用担心面对不习惯“扫码支付”难题，可以通过多种方案便捷消费，畅行亚运。 金融服务保障足 外币兑换便利度不断提升 《金融时报》记者在走访时也发现，一些游客特别是境外游客也提出了现金需求。为了保障相关服务，金融机构也做了充分准备。 记者从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了解到，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积极增加外币现钞币种（截至目前，中国银行已有外币现钞币种28种，其中亚洲币种15种；中国工商银行已有外币现钞币种24种，其中亚洲币种15种）。推动各家银行网点兑换币种数量与省级分行保持一致，并就境外个人开立账户、结售汇、现钞存取等业务，制定详细的服务方案，切实解决亚运会期间外币兑换服务的难点痛点。 “我们实现了在亚奥理事会大家庭饭店、官方接待饭店、亚运分村接待饭店、重点商圈四类重点场所及周边的对私结售汇银行网点100%全覆盖。”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介绍，中国工商银行在杭州亚组委管控范围内设立临时网点，并确保网点可以合规、高效提供外币兑换服务。官方酒店方面，实现亚运分村接待饭店、亚奥理事会大家庭饭店外币代兑点双向兑换功能100%全覆盖，推动所有官方定点酒店（121家）外币代兑功能覆盖面达到90%以上；非官方酒店方面，中国建设银行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两家非官方接待酒店设立外币代兑点，进一步提升出入境场所外币兑换服务水平。 当然，除了满足外币兑换需求，人民币现金服务也在不断加强。据介绍，目前浙江省可办理人工现金业务的银行网点1.27万家，开设人工现金柜台2.41万个，布放自助现金机具2.92万台，其中，有小面额现金存取功能的2584台，可为重点商户、出租车司机等群体提供零钱包兑换服务。自8月23日以来，浙江省共投放现金261.51亿元，其中新钞220.7亿元。零钱包有总计300元、500元两种金额,客户可根据实际需要自由组合。每个零钱包包含20元、10元、5元、1元四种面额纸硬币。“这些服务能有效保障亚运会期间的现金需求。”一位金融机构人士表示。
9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3年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按系统重要性得分从低到高分为五组：第一组10家，包括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宁波银行、江苏银行、广发银行、上海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第二组3家，包括中信银行、浦发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第三组3家，包括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第四组4家，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第五组暂无银行进入。 总的来看，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总体较为稳定，南京银行今年首次入选。“由于各家银行发展战略、业务模式和增长速度不同，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组别分布可能会发生一些边际变化。”接近监管层人士对《金融时报》记者分析称，今年南京银行首次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成为第五家入选的城市商业银行，也是江苏省内第二家入选的法人银行，其他入选银行及分组无变化。 连续三年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目前，我国已连续三年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增强了市场对金融体系的信心。2020年12月，人民银行和原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2021年以来，每年梳理30家参评银行进行系统重要性评估，识别出其中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并每年发布名单。 业内人士表示，这些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具有较高的市场地位和影响力。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有助于夯实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根基，增强市场的信心。 根据最新公布的名单，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共20家，资产规模合计占到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61%，占到金融业总资产的半壁江山。“系统重要性银行稳健经营，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业内专家认为，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评估认定系统重要性银行并提出更高的监管标准和要求，对于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稳健性具有重大意义。 系统重要性银行经营总体稳健 系统重要性银行规模大、复杂性高，与金融体系的关联性强，对经济金融运行具有较高的系统性影响。2021年10月，人民银行、原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升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和损失吸收能力，促进相关银行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 在符合微观审慎监管标准的基础上，系统重要性银行还须满足0.25%至1.5%的附加资本要求、0.125%至0.75%的附加杠杆率要求，并按时制定和提交恢复计划与处置计划建议，以强化资本内在约束机制，持续提升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数据治理水平等。 总的来看，当前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经营总体稳健，成为金融体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今年上半年，系统重要性银行贷款同比增长11.5%，通过减费让利等措施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不断加大小微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同时，系统重要性银行保持较高资产质量和风险抵补能力，稳健经营。截至6月末，上市系统重要性银行平均不良率为1.2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0.8%、15.6%，拨备覆盖率达到254%，均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安排，记者了解到，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将继续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
9月20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财政部国库司司长李先忠、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解读经济形势和政策，并针对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丛亮表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确还存在不少困难挑战，但看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看大势、看走势。展望未来，随着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叠加发力，政策效应不断累积，积极因素不断增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将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目前，内外部看空中国、唱衰中国的杂音不少，这种论调过去从来没有实现过，现在和未来也注定不会实现。 邹澜表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货币政策应对超预期挑战和变化仍然有充足的政策空间。人民银行将继续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发挥国有大行的支柱作用，增强信贷增长的稳定性。抓好“金融16条”落实，加大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金融支持。继续实施好存续的结构性工具，进一步落实好到期工具的延续和展期。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推动银行积极调整存量房贷利率。用好各项调控储备工具调节外汇市场供求，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指导金融机构积极稳妥支持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建立常态化的融资平台金融债务监测机制。 我国物价总水平有望逐步回升到年均值水平附近 随着政策“组合拳”效应逐步显现，8月份，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多数指标边际改善，积极因素累积增多。丛亮表示，一是国内需求持续恢复。二是生产供给稳中有升。三是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四是经济大省韧性凸显。五是社会预期有所改善。 关于我国物价走势，丛亮分析称，近年来，在国际高通胀的背景下，有些国家通胀率达到9%以上，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相对稳定。今年以来，我国物价仍然在低位运行，需要引起重视，但是综合物价水平、需求恢复、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等因素一起判断，中国经济不存在所谓的通缩，后期也不会出现通缩。 “从8月份数据来看，居民消费继续恢复，供求关系持续改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涨幅略有扩大、同比由降转涨，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也由降转涨、同比降幅收窄，都出现了积极变化。”丛亮表示，价格指标属于经济运行的滞后指标，随着需求稳步恢复，市场信心逐步增强，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加上低基数效应逐步减弱，我国物价总水平有望继续回升并逐步回升到年均值水平附近。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稳中有升 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外汇市场波动较大。各方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和未来走势都非常关注。“平时讨论比较多的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但实际上人民币对一篮子汇率货币能更全面地反映货币价值的变化。”邹澜表示。 邹澜分析称，从宏观经济运行看，汇率浮动主要是调节实体经济中的贸易和投资，贸易和投资是多边的，涉及多个国家、多种货币，因此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变动可以更全面地体现汇率对贸易投资以及国际收支的影响。从汇率制度看，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非常重要，但并不是人民币汇率的全部，还应该综合全面看待，更加关注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变化。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可以主要关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人民币汇率指数。邹澜表示，7月中旬以来，得益于国内经济稳步回升向好，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稳中有升，受美元指数走强影响，对美元双边汇率有所走贬，对非美元货币保持了相对强势。 “近期，国内稳经济、稳预期政策陆续出台落地，宏观经济运行出现更多积极的边际变化。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回稳向好，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具有坚实基础。同时，在应对多轮外部冲击的过程中，人民银行、外汇局也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具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储备，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邹澜表示，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外汇局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为目标，立足长远、发轫当前、综合施策、校正背离、稳定预期，坚决对单边、顺周期行为予以纠偏，坚决对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进行处置，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已在积极有效推进 近期，为更好适应房地产市场新形势，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明确允许商业银行自9月25日起降低符合条件的存量首套住房房贷利率，可以选择由商业银行新发放住房贷款置换，也可以协商变更合同约定的利率水平。 邹澜介绍称，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据我们了解已在积极有效推进。9月7日，四家国有大行发布公告，对于参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定价的存量浮动利率首套房贷，明确将于9月25日主动批量调整利率，整个过程不需要借款人操作。对于“二套转首套”等其他情况，借款人可以从9月25日起向银行提出申请并提供证明材料，银行将对审核通过的业务进行批量调整。 邹澜进一步表示，大部分符合要求的存量首套房贷利率将降至报价利率，2022年5月以后的将降至报价利率减20个基点，直接下调至政策下限。中小银行也在陆续参照国有银行制定并发布实施细则。预计超过九成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可在第一时间充分享受政策红利，其他借款人的存量房贷利率也将在10月底前完成调整。 “存量房贷利率的降低可以节约居民利息负担，显著增强消费能力。本次政策调整利好是中长期的，可持续为近几年较高利率贷款买房的家庭减少支出，支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有效促进消费增长。”邹澜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动态，维护好市场竞争秩序，推动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工作平稳有序落地。 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18万亿元，同比增长10%；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14万亿元，同比增长3.8%。总的看，1至8月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李先忠介绍称，具体来看，1至8月，整个财政运行有三个特点，一是财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与经济恢复向好态势基本一致。 二是财政支出进度合理加快，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优化支出结构，持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投入；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财政支出进度，保持必要支出强度，推动经济持续恢复。 三是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提速，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今年以来，财政部积极指导地方严格专项债券项目的审核把关，做好项目储备等基础工作，同时优化专项债券额度分配，重点向经济大省特别是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倾斜，优先支持成熟度高的项目和在建项目。债券资金累计支持专项债券项目约2万个，主要用于市政建设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交通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林水利等重点建设领域。 促进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着力抓好稳增长、提质量、优结构等工作。陶青介绍称，8月份，工业生产稳步恢复，企业效益逐步改善。一是工业生产稳步回升。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是工业平稳增长积极因素不断累积。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地区、各部门，促进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陶青表示，将加强政策协同落实。加紧实施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推动稳增长政策落地见效；将加快促进需求恢复扩大。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推进供给端创新，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需求。引导企业因地制宜拓展国际市场，进一步挖掘出口潜力；将加紧增强发展动能。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系统推进5G、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培育一批增长新引擎，打造竞争新优势。
主 持 人：《金融时报》记者 马梅若 特邀嘉宾：中国证监会前首席会计师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前理事 IFVI理事会理事 张为国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 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秘书长 IFVI估值技术与从业者委员会委员 贝多广 从2018年到2022年，全球知名企业可口可乐公司在一份榜单上蝉联五届榜首——但这并不是一份荣誉，根据环保公司Break Free From Plastic评选的“全球最大的塑料污染制造公司”排行榜，可口可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污染制造者。可口可乐这样的快消品高度依赖一次性塑料包装，而其庞大的销量和销售收入背后正是没被计量的塑料污染所产生的巨量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一些机构或项目的正向外溢影响又很容易被低估。例如，许多国家政府与民间机构合作，建设了大量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地铁、港口、水电站等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的中短期财务指标未必很好，但它们长期对地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的正面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这些正负影响，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外部性或外溢性，很难体现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传统财务报告中。为解决上述问题，国际影响力估值基金会（IFVI）于2022年正式成立，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制定出一套核算“影响力”的方法。 近期，相关成果取得了一定突破。IFVI联合价值平衡联盟（VBA）发布《一般方法论1号：影响力核算概念框架》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影响力核算框架》），希望能将企业行为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转化为货币语言，即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价值量加以反映，弥补传统财务报告不能反映这种正负外部性影响之不足，为投资者、企业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影响力核算框架》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如何对传统报表中无法体现的影响力定价？落地层面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围绕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证监会前首席会计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前理事、IFVI理事会理事张为国和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IFVI下设技术和从业者委员会（VTPC）委员贝多广。 主持人：长期以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外部性都难以反映在传统财务报告中。《影响力核算框架》准备如何帮助解决这类问题？ 张为国：传统财务报告只对企业为股东或所有者创造的价值进行确认与报告，却忽视了企业有可能对除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影响。有些企业通过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除所有者外）来获利，这种负面影响没有被评估和反映，反而会被视为企业的正收益。如前述可口可乐公司的财务报告只反映销售巨量可乐的收入，却没有反映产生的巨量塑料污染的负面影响。 基于此，IFVI尝试将影响力货币化，让企业能像编制财务报告一样编制影响力账户。例如，种植100棵树和提供100个贫困地区女性就业岗位，哪个产生的正面影响更大？由于影响力信息缺乏可比性，资产管理者在配置资产时很难比较不同投资产生的影响力。对此，《影响力核算框架》希望提供一种通用方法，将企业活动产生的影响用货币单位度量，让企业像披露财务指标一样披露其产生的影响力，那么投资者便有了更加可靠、可比的数据，根据回报、风险、影响力三个维度制定投资决策。 贝多广：具体来看，影响力核算方法论由以下三个层次的方法论构成：一般方法论、通用议题方法论和特定行业方法论。《影响力核算框架》作为一般方法论的第一部分，阐明了影响力核算的主要目的，定义了关键术语及概念。 在我看来，《影响力核算框架》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值得关注。一是把影响力货币化：影响力核算以货币化估值为基础，通过可比的、可理解的价值量解释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为决策者提供信息；二是以影响力重要性为原则：方法论强调通过评估影响力重要性来决定哪些影响应纳入影响力账户，无需考虑影响的财务重要性；三是以人类为中心；四是标准化：方法论设计注重实用性和可推广性。 主持人：《影响力核算框架》主要将应用在哪些领域？对哪些群体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张为国：《影响力核算框架》对投资者、企业和公共部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全范围内报告影响力，并将影响力全面整合到投资者、企业管理、公共部门的决策中。 具体来看，对于投资者，《影响力核算框架》会利用公开数据估计企业的影响力程度和方向，有利于投资者事前投资分析、决策。例如，贝莱德全球影响力团队将产品影响力模型应用于消费金融和电信行业。 对于企业，也可以在管理和评估环节起到引导作用。例如，卡尔弗特团队将产品影响力模型应用于消费品包装产品，帮助企业发现表现不佳的地方并加以改进。此外，公司也可以运用《影响力核算框架》中的办法来展示其在特定领域的运营情况或表现。 对于公共部门，将一些公共项目的外部性或影响力货币化，有助于地方政府在决策时重新审视项目价值，并向进入该地区的企业提供巨额激励，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通过《影响力核算框架》得出的影响力货币化，可能改变公共工程项目的价值评估，刺激区域市场发展或经济增长。 主持人：能否结合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一下，《影响力核算框架》会如何评估企业的影响力呢？ 贝多广：IFVI是在哈佛商学院影响力加权账户（IWAI）等项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非营利机构，IWAI项目提出从实惠、包容、安全、有效、真实、环保六个维度来衡量信用卡产品影响力。 IWAI项目利用这个框架对3家美国金融机构的信用卡产品开展了影响力测算。按综合影响力与营业收入之比这一指标来衡量，同步公司的业绩远不如另两家金融机构。第一资本公司这一指标不如探索公司，尽管其综合影响力指标好于后者。此外，研究人员还对3家公司的这一指标作了趋势分析，发现探索公司这一指标一直在下降，而另两家公司比较稳定。 主持人：在具体应用环节，《影响力核算框架》还存在哪些挑战？ 张为国：《影响力核算框架》旨在用透明、可比的标准和数据来为投资者、公司提供另一个维度的决策依据。在具体执行层面，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例如，影响力货币化的可操作性、可靠性有多高，是否会出现及如何避免或降低新的“影响力操控”问题也引发高度关注。 为了避免影响力粉饰，IFVI本次发布的方法论明确采用谨慎原则，即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影响力账户编制者应该避免夸大正面影响和避免低估负面影响。IFVI还初步决定，必要时要求取一个较差的值，这是考虑到提供信息的企业管理人员都有报喜不报忧的倾向，也是考虑到影响力信息披露的监督和质量保障机制还不完善。需要注意的是，传统财务信息披露制度及其基础设施也不是一天建成并完善的，事物发展都需要时间。
编者按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加强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是金融机构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2023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网信办联合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月”活动。本报从今天起推出一组系列报道，关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内容以及宣传月特色、亮点，敬请关注。 金融消费者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和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推动者，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既是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在需求，也是金融业和经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石。 9月15日至10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国家网信办联合开展2023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月”活动。据悉，本次活动将围绕普及金融知识、传播金融正能量，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提高金融安全意识，倡导理性消费理念、树立价值投资观念，开展诚信文化建设、促进市场公平有序，办好为民实事、回应社会关切等五个方面展开。 9月15日，北京、重庆、江苏、厦门等地监管局联合当地有关部门举行了2023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并明确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从多地监管局的表态来看，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等成为金融消保关键词。 开展丰富多样的教育宣传活动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关千家万户，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何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消费者学金融、懂金融、信金融、用金融，不断提高自身权益保护能力，是历次教育宣传月活动的“重头戏”。 《金融时报》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上海监管局获悉，近年来，上海银行业保险业创新金融教育宣传方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广大金融消费者普及基础金融知识、提示金融风险、倡导理性消费和价值投资观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案例。例如，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关注特殊群体，走进学校为自闭症儿童、发育迟缓儿童和家长开展普及金融知识活动。 今年活动期间，金融监管总局多地监管局也将面向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宣传活动。 金融监管总局北京监管局一级巡视员倪卫东近日在北京启动仪式上介绍，今年活动期间，该局将推出一系列消费者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包括举办《金融伴我成长（新市民读本）》新书发布会，联合人民日报推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直播，与腾讯、抖音等新媒体合作开展宣教活动以及持续发布原创风险提示、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和宣传视频等。 活动期间，江苏监管局将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展开的方式，通过专家讲座、知识竞答等多种形式，面向广大金融消费者，开展“江苏金融知识公益讲堂”、金融教育案例展播、“五进入”（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商圈）等集中教育宣传活动，普及金融知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倡导理性消费理念，开展诚信文化建设，为消费者办实事、解难题，切实维护广大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厦门监管局在活动期间制作发布了“厦门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消保驿站”行业宣传视频，并在重点点位电子大屏投放教育宣传内容，以“节庆模式”亮灯，刊播宣传月口号。指导行业协会和银行保险机构集中开展宣传报道，形成教育宣传合力。据介绍，“金融消保驿站”是厦门监管局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次创新尝试。该局引领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深入基层、贴近民生，与街道社区等共建“金融消保驿站”，有效构建了常态化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机制，促进金融教育宣传工作品牌化、阵地化、常态化，引领“党建+消保”不断走深走实。 聚焦突出问题 守护消费者“钱袋子” 随着金融创新产品持续推出，金融服务模式不断更迭，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近年来，围绕保险销售误导、代理退保、代理维权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监管部门多次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护自身权益。在今年活动期间，多地监管局还将围绕这些突出问题展开精准治理和宣教活动。 《金融时报》记者从重庆监管局了解到，活动期间，该局将从贴近人民群众特别是新市民需求的金融基础知识入手，普及基础金融产品和服务相关内容，广泛宣传近年来出台的金融惠民利民政策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制度。普及不法贷款中介等常见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充分揭示诈骗手法，加强典型案例宣传和消费风险提示。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相关内容的教育宣传，提示消费者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合适的产品，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理念。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靳伟近日表示，北京市将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持续优化工作体系，继续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稳步化解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虚拟货币交易等风险。持续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坚持科技赋能解决“数字鸿沟”，拓展金融服务广度深度，优化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处置机制，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此外，金融监管总局山西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尹江鳌介绍说，活动期间，山西监管局将针对日常消保工作发现的问题，大力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诈骗手法和主要特点，引导消费者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树立价值投资观念，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强化诚信文化建设。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是维护广大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关键一环。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近日在谈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重点工作时提出，要分级分类高效处理投诉。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引领金融系统带着感情做好消保工作，压紧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加快建设多元化纠纷调处体系，确保群众合理诉求得到及时响应、妥善解决。 据了解，近年来，厦门监管局加大对外工作协同力度，着力构建源头预防、非诉挺前、多元化解、司法断后的分层递进消费投诉纠纷解决路径，努力让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解决在诉前，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强化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 重庆监管局积极推进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着眼于前端化解，该局指导成渝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重庆）与成渝金融法院立案庭、四川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签订三方纠纷一体化处置合作框架，与地方法院建立诉前委派调解与诉中委托调解机制，并与机构合作探索建立小额纠纷快速解决机制，打造“咨询+投诉+调解+诉调对接+快审速裁”的一站式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模式。 金融监管总局上海监管局副局长曹光群近日表示，接下来，辖内金融机构要结合主题教育学习运用好“浦江经验”。深入到矛盾最集中的一线、风险处置的最前沿去解决消费者急难愁盼问题。要确保“万企千亿”行动暨首贷户“千企万户”工程要求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银企对接力度，提升民营贷款占比，强力推进首贷、无缝续贷和纾困融资工程，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定位。
9月11日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实现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截至9月15日16时30分，累计涨幅达到1%。近期，财税、房地产、资本市场、货币政策接连发力，国内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明显。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明显好于预期，多数城市房价环比降幅也有所收窄。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未来经济基本面将持续改善，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支撑。企业要坚持汇率风险中性原则，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根据生产经营安排正常结售汇，既不赌汇赌点位，也不囤汇惜售，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9月11日，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2023年8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1.36万亿元，同比多增868亿元；8月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3.12万亿元，同比多增6316亿元。 整体上看，在8月份政策利率下降落地、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背景下，当月新增信贷、社融强势回升，显示当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再加码。从贷款结构来看，8月份新增信贷主力来自企业中长期信贷，前期政策推动效应明显。 这些多增来之不易。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已恢复常态化运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发达经济体快速加息的累积效应继续显现，全球经济复苏动能减弱，国内经济运行面临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等挑战。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成为市场呼吁的焦点。特别是7月份宏观经济数据低于预期，疫情疤痕效应仍然存在，外部环境持续面临挑战，相对疲弱的金融数据更是一度引发市场担忧。而8月份包括金融数据在内的多项指标回暖则有力回应了上述担忧。总的来看，多项指标回暖源自多项稳增长政策的扎实落地，体现出市场信心得到有效提振。 不过，也有多位业内人士强调，尽管每个月的金融数据是一个研判当前形势的关键指标，但也要理性看待短期数据波动情况。 首先，单月数据波动受多重因素影响。每个月的金融数据可能受到上年基数效应、季节性因素、当月地方债发行情况、节点冲量乃至偶发情况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每个月的金融数据波动并不奇怪。如果脱离了这些背景单独观察甚至过度解读月度数据，有可能会出现误读误判。 其次，单月金融数据的高低对全局的影响不宜过度解读，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趋势性变化。纵观近两年数据，在某种意义上，接续月份的数据很有可能出现前高后低或者前低后高现象，这恰恰是因为在一个更长的周期内，实际需求会保持相对稳定。正如判断长跑运动员速度不能仅以某个时点的速度来分析一样，衡量金融支持力度也要从中长期角度来衡量。基于此，无论是7月份相对偏低还是8月份超预期的金融数据，都应从今年以来的整体数据来理解相关指标。 再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看总量更要看结构，看数量也要看质量。从结构来看，当前投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占比在不断提高。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民营企业贷款同比增速均高于一般贷款增速，银行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从质量看，随着金融科技和大数据运用，企业享受到的金融服务便利度得到大幅提升，不再过度依赖递延担保物，这都是金融更好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除了金融数据、金融服务本身释放的信号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贷款走势较好与经济基本面和多项宏观政策有力呼应。相较于7月份数据，部分宏观指标已出现积极变化，呈边际改善。8月份制造业PMI继续回升，消费、出口等也好于预期。8月份落地的年内第二次MLF利率下降有效激发了融资需求，8月份地方债发行量破万亿元，基建项目配套贷款需求增多，更有望带动持续融资增量。我们期待，金融呵护实体经济的拳拳之意能够化为市场主体固本培元的养分和能量，有序推动经济稳步发展。
近年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浪潮正在深刻改变着金融业运营模式和服务方式。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仅能提高效率和便利性，还能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和智能化的金融服务。值得关注的是，金融数字化转型也为小微企业获得贷款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在近日举行的外滩大会银行业数字化论坛上，网商银行行长冯亮分享了“百灵系统”服务小微企业的案例——当小微企业想提升贷款额度时，可以把手里的合同、发票，甚至是店面照片、货架照片等资产拍照上传，系统会整合多维度信息并基于识别和经营分析能力给出合适的贷款额度。“客户自己把经营情况传给我们，而不是像传统的信贷员去面对面见客户。目前可以识别用于授信的26种凭证，多模态识别准确率超过95%。”冯亮说。 从线下面对面授信审批到AI信贷审批员，数字化技术的一小步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一大步。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技术给银行业运营和金融服务带来了哪些深刻变化？未来银行业如何继续推动数字化转型？数字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多位业内人士围绕这些话题展开了讨论。 数字化为银行业注入新活力 数字经济时代，银行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加持，正在为银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专职副会长邢炜表示，得益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成熟发展和广泛应用，科技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服务便利性和可得性提升；二是精准营销和精细服务；三是风险防控能力显著增强。 蚂蚁集团资深副总裁、网商银行董事长金晓龙认为，数字化转型使得银行增长的核心动力发生了巨大变化。银行业正在转变过去较为常见的广撒网、冲规模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数字化转型后，基于大数据的精准营销、精细管理、精益运营日益成为银行机构的重要成长方向。与此同时，银行业的经营理念也在不断升级。 “过去银行业更关注财务指标、规模、利润等常态数字指标，数字化转型后，银行业更加注重以客户为中心，尤其是过去服务不足的长尾客户、零碎小额场景的金融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金晓龙说。 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数据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浦发银行副行长谢伟表示，数据已经成为驱动运营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不仅本身具有价值凝聚和价值创造的特性，当数据和其他技术相结合，能够再造业务流程和经营模式，进而重构整个产业生态，实现价值的成倍递增。 转型应始终以客户为中心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是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服务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助力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那么，银行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抓住哪些关键点？ 在专家看来，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应始终以客户为中心。邢炜表示，金融机构要稳妥有序推进数字化转型，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根据消费者行为习惯和实际需要，合理规划不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线上化的实现方式，保证服务质量。同时，尊重消费者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保护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持续提升人工服务质量，擦亮传统优质服务的金字招牌。 金晓龙表示，在金融服务覆盖面、充足性、便利性都有了质的提升后，银行服务应该向更加高级的阶段升级。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应该始终以客户为中心，关注客户的金融健康，金融服务应该能够促进客户收支平衡、杠杆合理，并且让客户具备充足的金融知识与素养。 谈及银行业如何落地数字化转型，谢伟认为，应当借助数字技术变革传统业务模式，深化全生态经营。当前，客户已经从单一金融需求向多元化转变，对银行的专业化、差异化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银行业需要积极转变经营理念，以满足产业发展和客户需求为指引，以数字技术为驱动，构建多方参与的平台化商业模式，形成金融和非金融的综合化产品和服务体系，为客户和合作伙伴创造个性化价值。 广发银行副行长林德明表示，深化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还需要进一步构建三大能力：一是全链路数字化运营能力；二是全过程效能度量能力；三是全价值链敏捷协同能力。 变化不止于银行业 2022年4月，邮储银行新一代个人业务核心系统全面投产上线，实现了全技术栈的自主创新。“投产以后，现在每天交易量均值4.2亿笔左右。上线一年多来，柜面耗时减少五分之一，联机平均耗时减少了30%，系统负载每秒能到67000笔。”邮储银行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牛新庄通过具体案例直观展现了数字化技术给银行带来的变化。 实际上，数字化技术不仅对银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金融的发展也正在改变着实体产业的经营管理模式。立邦中国首席财务官蒯晓松分享了数字金融给公司和上下游合作伙伴带来的改变。借助立邦与供应商、合作银行共创的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立邦下游合作伙伴基本实现了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普惠便捷的金融服务。对于合作伙伴而言，融资和贷款不再只是满足补充资金的需求，这一平台帮助小微企业开始审视自身资金流动性、资金运作和管理状况。 网商银行首席信息官高嵩对于数字供应链金融的作用有着同样的感受。据了解，网商银行供应链金融“大雁系统”在创设之初是为了解决经销商融资痛点问题，经过几年发展，现在已经成为维护客户运营的数字化工具。目前，“大雁系统”已经飞入包括海尔、娃哈哈在内的1000家品牌供应链，其下游的小微经营者授信可得率从30%提升到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