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原标题：信心足 消费活 经济稳 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实现年内首次转正，是8月份中国经济交出的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尤为可喜的是，消费保持了稳步复苏势头，释放出更为强烈的经济企稳信号。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消费市场加速恢复和持续提质扩容，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疫情防控取得成效，加之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科学合理，为广大居民提供了安全便利的消费环境。另一方面，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有序推进，经济社会运行加速步入正轨，居民消费意愿也在提升。此外，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消费促进活动，夜间消费、绿色消费、品牌消费等新增长点持续升温。自3月份以来，全社会升级类商品的消费在持续增加；线上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线下消费正在快速恢复；旅游景点、电影院等服务消费也在稳步恢复。 当前，尽管消费稳步复苏，但消费增速总体仍较低，需求侧复苏步伐依然慢于供给侧。因此，下一阶段仍要继续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扎实推进“六稳”工作，不断落实“六保”任务，保持居民就业稳定，促进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同时，不断改善消费环境，让广大居民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推动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持续巩固消费稳步复苏势头，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作者：林子文）
本报记者 朱宝琛 9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稳妥解决股票质押风险、违规占用资金、违规担保等问题。而在两天之前，证监会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指出，坚持突出重点、标本兼治，健全防范化解股票质押、债券违约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制度机制。 对此，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化解股权质押风险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包括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降低企业杠杆率等，最终推动问题有序解决。 股权质押，属于一种权利质押，是出质人与质权人协议约定，出质人以持有的股份作为质押物，当债务人到期不能如约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就股份折价受偿，或将该股份出售并优先受偿的一种担保方式。 联储证券温州营业部总经理胡晓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股票质押业务始于2014年，在2015年-2017年规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由于办理手续便捷，券商风控容忍度较高，2018年平仓风险逐步出现，尤其是出现暴跌的时候，放大了股市的波动。 不过，目前股权质押市场整体规模相比高峰期已经有明显收缩，尤其是头部券商对股权质押业务的依赖度并不高。股权质押业务的“爆雷”点逐步被排除，股权质押市场的整体风险趋于缓和。 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0年9月23日，我国A股市场质押股数5146.17亿股，市场质押市值为47409.58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6.77%。 而此前，A股市场股权质押市值一度超过6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10%以上。 股权质押市场整体规模收缩，究其原因，胡晓辉认为，一方面是券商严控新增，降低上市公司质押比例，严控亏损企业、问题企业、高估值企业、流动性较低的企业质押业务及规模；另一方面，各地纾困资金缓解上市公司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胡晓辉进一步介绍称，进入2020年，券商对股票质押的认识更加深入，减量提质趋势十分明显。同时，券商积极打造全业务链条的专业化流程，在客户准入、授信定价、贷后管理和风险追偿四大阶段实现全流程专业管控。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选择通过质押股权融入资金的企业往往属于中小型企业，因为企业处于成长阶段，对资金的需求相对较大，股权质押的方式能够更快捷便利地获得资金。但当整体市场表现较差、出现连续下跌至平仓线时，一些质押率较高的企业无法及时补仓或还钱，就会面临“爆仓”风险。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教授韩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进行股票质押的企业质量良莠不齐，部分上市企业大股东在前两年减持规定趋紧的情况下，将股票质押当作股权退出的方式。开展质押业务的主要是券商，导致券商手中持有大量股票，积累了市场风险。 如何稳妥解决股权质押风险问题？韩乾认为，“要限制增量，消化存量。”他表示，目前科创板不允许股票质押，注册制下的创业板新股也不允许；对于存量股票，券商开展股票质押业务的风控标准也有相应提高。“这些措施有效防范了股票质押风险。”此外，韩乾表示，可以进一步优化减持制度，为企业大股东正常退出提供渠道。 陈雳提出，要从两方面稳妥解决股票质押风险。一方面，企业选择股权质押时，银行要仔细评估企业经营现状，找到合适的质押比例，控制整体风险；另一方面，对于股东恶性质押、转移资产、非经营性套现的行为，要及时预警处理。 陈雳同时表示，要推动产融结合，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让中小企业除了股权质押以外，还有多种渠道可以获得资金支持，实现企业高速、健康的发展。 “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的根本之道，在于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经营的杠杆率，这也是前期各地政府在开展上市公司纾困工作中的基本思路。”浙江省并购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龚小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因此，目前要有效化解股权质押风险，可以采取的主要手段仍然是以降低企业杠杆率为主，具体包括债务置换、资产处置、资产变现等。通过有效降低大股东的杠杆率，来化解风险。 “从更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这将促使上市公司采取更加稳健的经营策略，避免因为杠杆率过高，导致企业陷入发展困境。”龚小林表示。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李延霞）记者从中国民生银行获悉，今年前8个月，民生银行累计发放民营企业贷款10985亿元。 民生银行行长郑万春表示，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民生银行持续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多措并举增加信贷投入，同时简化流程，加强线上服务，提高审批和放款效率。 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民生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3654.6亿元，同比增加398.6亿元，增幅12.24%；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发放利率5.98%，比2019年全年平均利率水平下降0.57个百分点。 郑万春表示，在加大对企业支持力度的同时，民生银行持续加强风险防控，包括强化名单制管理、优化授信政策及授权管理、依托大数据分析减少风险隐患等，以确保自身实现稳健发展。 他表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大多数集中在服务业、传统制造业等行业，同时抗风险能力比较弱，更容易受到疫情冲击。金融机构要主动作为，不断完善内部的资源配置、绩效考评、风险评估、尽职免责、金融科技等体制机制，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全力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新华社成都9月23日电 题：银税互动“加力度”助力企业成长“提速度” 新华社记者胡旭 “有了这笔钱，公司下半年的经营目标就稳了！”四川南充恒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付建春，日前通过农业银行网上平台自助申请了64万元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很快就顺利到账，并且年利率低至3.95%。 这笔贷款之所以不需要抵押担保，主要是因为付建春的公司拥有B级纳税信用等级。近年来，四川税务部门强化与银监部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互动协作，着力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帮助具有良好纳税记录的企业降低融资门槛、节约融资成本。 南充恒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各类坚果、香料、藤椒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和销售，采取“公司+农户”运作模式，带动当地400多人就业。付建春说，这笔贷款将有效缓解公司面临的流动资金困难，以后公司也将继续依法纳税。 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年以来，四川税务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打通线上办理渠道，为“银税互动”贷款提供网上“一站式”办理，放款实现“分钟级”速度。截至8月，四川有21家银行共推出“银税互动”网上贷款产品近30个。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处长贾全民介绍，四川还聚焦新设企业遭遇疫情冲击面临的资金周转压力，全面执行“银税互动”贷款企业由纳税信用A、B级扩大至M级，助力企业渡过新设风险期，壮大发展。 “我们企业的纳税信用评级比B级低一级，属于M级，但这次也获得36万元低息无抵押无担保贷款。”四川瑞城丰商贸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伟说，“银税互动”贷款授信扩围，降低了融资门槛，而且税务工作人员上门宣讲政策，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及时雨”。 贾全民说，四川推进“银税互动”降门槛、加力度、提速度，全省一大批企业借助“银税互动”贷款资金增添了发展动能。 位于成都市双流区的成都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通信领域拥有20多项专利，生产的5G产品供应主流设备生产商和电信运营商，在手合同订单近3700万元，但受制于资金问题，此前企业产能难以释放。 在当地税务部门及银行的共同支持下，目前该企业已获得300万元“减税抗疫贷”资金，并且银行根据税务数据和订单情况为企业提供了2000万元授信。“这些资金将填补公司资金缺口，激发企业活力，加速订单生产。”公司负责人徐言根说。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四川全省已有3.2万户纳税人通过“银税互动”获得贷款共计368亿元，户数和金额同比去年均翻了一番，更多企业享受到纳税信用带来的融资红利。
记者9月22日获悉，截至8月末，中信银行普惠金融贷款客户14万户，余额2400亿元，两年时间翻番；2020年投放的普惠金融贷款利率处于较低水平；资产质量保持总体稳定。 中信银行于9月22日正式发布普惠金融全新品牌“中信易贷”。在当日于北京中信大厦召开的“信梦想·易成长”暨“中信易贷”品牌发布会上，中信银行副行长杨毓表示，作为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信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普惠金融是责任，也是顺势而为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中信银行将支持小微企业和发展普惠金融上升为“一把手工程”，提出了“有情怀、有使命、有温度、有仁爱”的发展理念，举全行之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确立了普惠金融“敢贷、愿贷、能贷、会贷、好贷”的良好机制，形成了中信银行特色，取得了积极成效，得到监管机构、小微客户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据悉，中信银行此次推出的普惠金融品牌“中信易贷”，将专注为小微企业提供更优质、更贴心的融资服务。发布会上，中信银行普惠金融部负责人阐释了新品牌的内涵，“易”释义为轻松、亲近、变化，中信银行将以更加便捷的方式、更加温暖的服务、更加创新的模式，为小微企业客群提供金融服务。 中信银行方面表示，在保持该行普惠金融贷款利率处于较低水平、资产质量总体稳定的同时，中信银行大幅简化业务流程、提升自动化操作水平、开发线上化产品，大幅缩短融资周期，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
小微企业融资难，一直是世界性难题。资产单薄的小微企业畏于向银行张口，银行也迫于对其信用情况不明而难以点头，银企信息不对称成为横亘于二者间的天堑。在民营经济极为发达的浙江，省银保监局深耕金融科技，培育出浙江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打通了银企间的信息通道，天堑变为坦途。 上线不足一年，平台累计业务量超4000亿元。其中，平台对接完成授信1500亿元，惠及企业3.8万户，超九成贷款为普惠型小微贷款，约四分之一贷款为纯信用发放。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跟随中国银行业协会调研浙江小微金融情况，实地感受到平台对身陷困境中的小微企业雪中送炭，也深刻领会到科技对传统金融服务的深刻变革。依托于金融科技，平台将小微企业的“信用数据”转化为“融资资本”，有效解决了担保问题。银行也“敢贷、能贷、愿贷”，给传统抵押担保贷款增添了新选择。 银企智能匹配 企业享受快速贷款 “今年疫情期间，企业外贸单子遇到困难，流动资金紧缺。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通过平台提交了上虞农商银行产品的贷款申请。没想到，不到3天贷款就到账了，有效缓解了当时的资金压力。” 时间已过去半年，浙江冠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徐国峰对此事仍历历在目。 事实上，上虞农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产品放款时限可短至1天，以解企业燃眉之急。《证券日报》记者查阅相关App后发现，在基于平台上线的“浙里掌上贷”专区，按申请热度排序，上虞农商银行的“成就您流动资金贷款”产品排在前列。该产品主要面向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贷款额度为3000万元及以下，审批时间最短至1个工作日，年息最低4.55%。 据介绍，“成就您流动资金贷款”产品为平台成立后，上虞农商银行打造的七个“成就您”系列贷款产品之一。该系列产品普遍具有利率优惠、流程简化等特点，实现“银企”“银商”“银农”通过线上非接触融资对接，使大部分线下信贷产品实现了线上查询、申请、审批、放贷和还款等功能。 上虞农商行董事长林时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平台实现了银行与企业智能匹配，确保了融资服务的精准和高效。我行依托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和大数据信息，对企业结算、上下游交易、纳税、用电、工资发放、公积金缴纳、商户收单、企业征信等大数据进行全方位挖掘，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广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降低企业贷款准入门槛，使小微企业在面对担保、抵押不足时，能及时获得资金的扶持。” 据了解，截至2020年8月末，上虞农商行已通过平台受理客户融资申请订单1717笔，占绍兴地区订单总数的20.42%。其中，授信订单落地1681笔，累计授信金额48.1亿元，占绍兴地区授信总额的18.28%，申贷率达到98.08%，订单总量排名绍兴市和全省前列。 身处绍兴的上虞农商行只是受益于平台的众多农商行中的一个。据悉，浙江辖内农商行积极引导个体工商户优先通过“丰收互联”App及“浙里贷”线上贷款产品满足线上放款还款需求，通过办理“丰收创业卡”实现“一次签约、三年有效”的融资需求。截至目前，累计为16.7万户个体工商户发放线上个人生产经营性贷款314.4亿元。 依托科技 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贷占比 以金融科技为内核的平台一大作用就是助力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贷”占比。 浙江银保监局表示，依托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和大数据信息，加大信用贷能力建设。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充分运用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等数据信息，推广运用大数据风控模式，加大科技运用，摒弃传统的过于依赖抵押的典当文化和风控理念，综合运用科技手段和大数据信息，完善业务管理制度和办法，加大信用贷款产品创新和业务拓展。截至7月末，辖内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4265.4亿元，比年初增加664.9亿元，占小微企业贷款比重为11.4%。 此外，平台通过科技赋能，可有效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借助大数据、云计算、数据加密等技术，帮助银行机构提高贷后管理效率，切实推动银行“敢贷、愿贷、能贷”。 据介绍，平台开发上线非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协同防控功能模块，部署开展风险排查，有效防范虚假股权质押行为。不动产抵押登记“总对总”系统，实现了银行对抵押物信息的实时获取，进一步降低虚假抵押物等风险。保险服务子系统通过与省财政电子票据平台对接，对理赔业务报案、受理、审核、支付等全流程进行智能化改革，方便保险公司查询相关电子票据，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各类资源的高效有机融合，避免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有效提升理赔质效。 浙江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业务量突破4000亿元 放眼至浙江全省，平台的各项数据颇为夺目。《证券日报》记者从浙江银保监局获悉，目前已有159家银行机构、7089个网点入驻“浙里掌上贷”，发布839款信贷产品。平台对接完成授信1518亿元，惠及3.8万家企业。其中，17.2%的企业为首贷户，90.1%的贷款3天内完成授信，93.2%的贷款为普惠型小微贷款，25.8%的贷款以纯信用方式发放。 温州小微金融服务及平台建设的表现可圈可点。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温州小微企业贷款余额5039.65亿元，同比增长14.28%，比年初增加519.81亿元，占全市各项贷款增量的40.9%，高于年初14.28个百分点。 温州银保监分局局长朱燕军对记者表示，针对银行“获客难”的问题，推广平台运用。完成不动产抵押登记线上办理系统对接工作，平台业务总量稳步增长，抵押登记线上办理率进一步提升，信息共享模块加快应用，成效显著。截至2020年7月末，全市共有50家银行机构入驻平台，覆盖服务网点1056个，累计通过平台成功对接企业8199户、授信210.87亿元，授信企业数占全省19.78%，环比提升0.48个百分点。 浙江银保监局副局长崔安明表示，今年以来，浙江银保监局加大小微企业复产复工的金融支持力度，搭建浙江特色小微金融差异化服务政策框架体系，深化“4+1”小微金融差异化细分工作，大力推进首贷、信用贷、无还本续贷。截至7月末，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5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2.2万亿元。 “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累计业务量突破4000亿元。下一步，浙江银保监局将以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基础设施为抓手，积极践行‘最多跑一次’改革精神，全面提速平台功能迭代和应用推广。”
新华网北京9月18日电（闫雨昕）疫情发生以来，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金融“输血”功能所发挥的实效备受关注。在9月17日举行的中国银保监会新闻发布会上，民生银行、浙商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谈及这大半年来让利实体经济的体会与经验。 作为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从创立之初便以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做贡献为目标。民生银行行长郑万春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该行建立了覆盖小微、中小、大中型以及生态链企业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塑造了民企服务的品牌特色和先发优势。截至8月末，民生银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5842.3亿元，比年初增长792.7亿元，与去年同期比增加了8.2%；2020年前8个月，累计发放民企贷款10985亿元。 郑万春表示，特别是针对广大民营企业中的小微企业群体，民生银行积极落实国家相关金融支持政策，将2020年定为“小微金融特别服务年”，大力开展以“彼此相连”为主题的专项服务活动，切实推进小微信贷“增量扩面、提质降本”。 他公布数据称，今年1-8月，民生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3654.6亿元，同比增加398.6亿元、增幅12.24%；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305.9亿元，比年初增长263.6亿元、同比增长363.4亿元，占全行贷款比重为11.58%。 在向小微企业让利方面，郑万春透露，1月到8月，民生银行累计为4.92万小微客户主动提高授信额度；对暂时受困的小微企业，通过延长期限、调整还款方式、征信保护等方式，帮助客户渡过难关。 浙商银行行长徐仁艳在发布会上表示，作为一家以民营资本为主体、民营企业为客户基础的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始终想方设法出实招求实效，持续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金融创新是浙商银行的一块招牌。徐仁艳在发布会上介绍，浙商银行不断创新科技应用、改变银企连接方式，打造全流程在线服务模式，实现“一体化”“一站式”服务，提升民企获得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同时通过线上化服务，实现了银行服务的扩面提效。目前该行电子渠道交易替代率已达 99.37%，基本实现“新客户最多跑一次、老客户一次不用跑”。 徐仁艳介绍，截至6月末，浙商银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6200多亿元，较年初增长 10.42%，高于各项贷款增速，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63.54%。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800多亿元，占全部贷款的16.71%，占比已连续多年位列全国性银行首位；上半年为民企创设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数量、规模均居银行间市场第一，并实现债券发行挂钩LPR定价，帮助发债民企降低融资成本超过1个百分点。 成立于1993年的浙江泰隆银行是一家专注小微、践行普惠的城商行，注册地在浙江省台州市。据泰隆商业银行行长王官明介绍，截至8月末，泰隆商业银行500万元以下的贷款客户数占比99.8%、余额占比90.3%；其中，100万元以下贷款客户数占比95.1%、余额占比54.2%，全行户均贷款27.8万元。 针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行业和企业，泰隆商业银行给予利息减免优惠，为小微企业1.1万户、贷款余额205.4亿元，减免利息1400余万元，同时，进一步降低小微贷款定价水平，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在去年下降66个BP的基础上，今年8月比去年12月又下降了75个BP。王官明特别介绍，该行长期实行“裸费裸利”政策，持续推进小微企业减费让利，近六年累计减免手续费近14亿元。 疫情所带来的企业经营风险也需要银行加以应对。三位行长均表示，今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确实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 在当日的发布会上，王官明坦言，从其所在银行的情况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有一定上升，8月末，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23%，比年初上升了0.1个百分点。但从长期实践看，小微企业贷款风险整体可控，尤其小微企业灵活多变、船小好调头，具有顽强生存意志和生命力。 徐仁艳表示，浙商银行今年加快核销一些不良的贷款资产，一方面有利于银行自身的稳定经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企业跟银行之间的合作更加稳定。 郑万春表示，民生银行努力向小微企业让利、提升服务效率与客户体验的同时，通过内部成本压降，争取保持一定的收益空间，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监管要求、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努力实现银行自身商业上的可持续。
司法机关近期判决并公布了多起银行骗贷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给相关金融机构带来巨额损失，更为银行内控风险敲响警钟。 三类典型案件 为何骗子能够屡屡得手？从这些银行骗贷案件来看，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冒用他人身份、伪造客户资料骗贷或者占用客户贷款；二是以买空壳公司、虚构材料等方式骗贷；三是骗子与银行内部员工沆瀣一气，团队作案。 第一类案件大多以个人身份申请贷款，涉案金额往往不会太大，属于小步快跑型。例如，贵阳银行某支行客户经理何某于2019年2月至5月期间伪造支行公章，后通过秘密窃取或骗取的方式，将7名客户的贷款资金占为己有。同时，利用客户申请贷款资料并自行伪造“委托支付”等资料申请贷款。据统计，何某秘密窃取他人财物552.35万元，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产14万元并且侵占单位财产80万元。 买空壳公司、虚构交易及财务材料的骗贷方式更为常见。在近日公布的一起案例中，汝州农商银行前员工王某于2012年至2016年期间通过利用空壳公司、伪造虚假会计资料、伪造供需合同等方式，骗取银行700万元贷款。不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上述贷款到期、贷款人无法按时还款之际，该银行为防止出现不良贷款，先后违规为相关贷款展期10个月，并多次续贷、更换贷款主体等，最终造成998.06万元经济损失。 部分案例还显示，犯罪分子犯案手法不断翻新，对于银行风控体系精准筹划，一切只为骗贷成功。今年6月的一则判决书显示，被告人惠某刚以帮助企业办理交通银行贷款为由，要求企业经营者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并提出分用贷款的条件，利用虚假购销合同，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先后7次骗取银行贷款合计人民币4100万元，被告人惠某刚获得1982万元。其中5家企业申请的贷款已逾期无法归还。 “受托支付”本是风控方式，指将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象，目的是为了减小贷款被挪用的风险。在这一案例中，部分款项受托支付至被告人惠某刚控制的无锡某商贸有限公司对公账户，由被告人惠某刚分配或使用资金。 银行骗贷案件中，对金融系统危害最大的当属第三类，银行内外勾结，极易形成大案。这类犯罪往往有银行内部人甚至是分支行领导深度参与，团队化作案，短期内难以发现，一旦案发即是大案，往往会给银行造成巨额损失。 在今年披露的银行骗贷相关案件中，有数起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亿元，均为团伙作案。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民泰商业银行违法放贷案件。今年7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披露，2012年年初至2015年期间，民泰商业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共计向333名企业或个人违法放贷约7.38亿元，其中超过7.22亿元的贷款未能收回，收回率仅约2.06%。 内外勾结终酿大案 以民泰商业银行骗贷案为例，时任杭州萧山支行行长沈某，时任杭州萧山支行业务三部总经理、行长助理、副行长谢某，指使该支行业务二部总经理、主办客户经理及杭州分行委派萧山支行的原风险经理等10人，先后以“不进行贷款调查”“让贷款人在空白贷款材料上签名捺印”“虚构贷款理由”“伪造销售合同”“伪造收款收据”“不实质审核贷款资料”等手段，共同炮制了巨额的违法放贷案。 另一起凉山州商业银行骗贷案中，被告人为了骗得贷款，多次向凉山州商业银行副行长陈盛文(已判刑)、凉山州商业银行小客户中心主任毛某(另案处理)行贿，金额共计303.6万元。此案中，凉山州商业银行被骗资金共计28120万元。案发前，尚有本金27428.48万元及利息13813.86万元未归还。 另一起令人震惊的大案涉及阜民村镇银行，则暴露出银行高管对银行风控体系“赤裸裸”的破坏。近期公布的判决书显示，2015年5月至11月，阜民村镇银行董事长刘某在任职期间为给好友韩某放贷，不仅违规插手干预银行贷款业务，甚至威胁时任行长张某“若不能办，赶紧滚蛋回家！”。随后，张某因害怕失去工作而默许，安排工作人员制作贷款资料、贷款合同等文书并发放大额贷款，之后又多次进行倒贷，累计倒贷达23笔，贷款金额共计7.2亿元，形成不良和逾期贷款1.2亿元。 拷问银行内控漏洞 有律师对记者表示，层层风控背景下，银行骗贷行为仍时有发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贷款三查不到位。贷款三查是银行信贷管理的基础工作，若是职责没有履行到位，很容易引发漏洞。二是银行内部管理出现疏漏。一旦出现内部人员尤其是高管与借款人勾结，风险管控措施就极易沦为摆设。 子洲农商银行骗贷案中，原职工苏权违规操作骗取子洲县农商银行资金达91笔，实际诈骗贷款共计4282万元。令人吃惊的是，因为下岗，苏权失去了发放贷款的资格，苏权便利用其弟担任子洲县农商银行马岔分理处主任职务的便利，通过同样的手段共同召集、串通他人替其非法获取贷款。 有银行业人士指出，从今年公布的骗贷大案来看，这些案件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地区的城商行和农商行，这些银行大都由本地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资产质量和内部风控多少有些“瑕疵”，易形成风险事件。此外，城商行和农商行层级少，组织机构扁平，信贷和风控的负责人权限大，决策流程短，一旦形成内部人控制，极易出现内外勾结的风险事件。这些案件大多发生在几年前，彼时正是信用社改制的高峰期，转轨期间各类风险多发。“不过总体来看，随着银行金融科技水平、风险防控和内部治理水平提升。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和合规性正在不断提升，预计未来骗贷案件的数量将会下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日前在四川绵阳调研时提出，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创新国有和民营合作方式，探索技术、资本、市场、产品相融合的科技金融结合新模式。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通过科技金融相结合，可以实现金融扶持高科技产业，在此过程中，资金与科技创新的结合度提高，帮助解决科技企业融资难点，弥补科研与市场之间的断层。 科技“含金量高”产业 需要金融大力支持 近年来，我国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含金量”高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这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 西安中科天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航天器测控管理服务、空间信息管理与应用服务为一体的商业航天平台公司，为客户提供商业航天工程系统解决方案和卫星测运控标准化产品。在刚刚结束的2020年中国航天大会上，中科天塔总经理曾伟刚透露，全国首个针对雾霾综合监测的商业卫星“丝路一号”卫星项目“目前已经启动建设”。 曾伟刚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技术、资本、市场、产品相融合的科技金融结合新模式，从技术角度看，解决了科技型创业企业的一大融资难点。“以往在和银行沟通时，经营贷款需要抵押品，科技型创业企业面临的问题正是科技成果、知识产权评估定价难度大，没有资金，很难支持企业有大量的投入在研发上，那么我们就会缓慢前进甚至无法前进。” 对此，他举了个例子：公司独立自主研发、具备完全知识产权的航天器测控管理与空间信息应用服务平台——航天云立方，如果能够将其中的知识产权、核心技术进行评估，为企业获得融资，我们就能够在研发上走得更远，甚至航天云立方小程序可以不仅应用于付费客户去查看、使用卫星资源，也可以成为普通人一个科普性App，“就像我们刷朋友圈一样，打开小程序，刷一刷今天哪颗星过顶、这颗星有哪些功能、这颗星是谁发射的”。 从市场的角度看，曾伟刚认为这给了资本市场更加丰富的选择，同时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更加多元、后劲更足。科技型企业具有研发周期长、投资回报慢的特点，但是一旦科技成果转化，有可能获得指数级的增长，因此，市场应当给予科技型企业更多的机会和时间。“相信科技型企业发展起来，也会反哺市场，互相助力，推动我国市场发展更加健康。” 从产品角度看，曾伟刚介绍，目前公司已经接触到了不同银行的“科技贷”产品，总的感受是他们更关注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知识产权。希望银行能够对科技型企业有更大力度的支持，在资金量和科技贷的条件方面，多考虑科技型企业的现状，大家共同努力，让企业发展地更好。 资本应发挥好 “第一桶金”作用 那么，包括资本、技术等在内的诸多要素，在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过程中，该如何发挥作用？ 对此，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从四方面予以阐述。首先，资本应该发挥好“第一桶金”的作用。在中国到目前为止，科研创新的主力军还是主要在科研院所和高校，打通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连接，才可以有效提升科技创新驱动效力。而长久以来，困扰我们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始终存在，我国的科研投入位列世界前列，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在科研与市场之间存在巨大的断层，这导致科技创新无法很好地转化为经济增长引擎。 “因此，发挥资本作用，帮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里成功转化为产品，赋能产业发展、满足人民需求，才能有效打通科技与经济之间的鸿沟。”米磊说。 第二，发挥好引领作用。科创板的推出，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后受到关注，也进一步加速更多金融资本投入到硬科技领域中。同时，国资背景资本不断强化对科技创新的投入，资本市场也呈现出对硬科技前所未有的热情。多层次资本市场对科技企业的关注，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硬科技，引领中国走向创新驱动发展。 第三，硬科技创业和投资都需要秉持勇担使命、敢为人先、啃硬骨头、十年磨剑的信念。硬科技创业需要长期几年甚至数十年积累，技术转化需要团队、行业、市场多方面因素结合，目前硬科技得到空前关注，市场热情高涨，硬科技创业者和投资人反而要更加理性。 第四，为初创企业提供建设生产性科技服务业综合平台支持帮助。目前，市场上很多硬科技初创企业，尤其是集成电路领域的初创企业，既要集中资金和资源开展技术攻关，又要为洁净化厂房建设装修、芯片核心工艺设备的巨额投入大伤脑筋。所以，在科技与金融结合中，需要发挥政府和机构优势，加强生产性科技服务业综合平台建设支持。 “科技与金融属于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此，陈雳解释道，对于科技企业而言，其具有高投入性、高技术人才密集性、高成长性的特点，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从最初的人才引进到研发，再到最后生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必须依靠金融支持为企业注入健康、持续发展的动力。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如何高效利用资金是每一个投资者都要思考的问题，因为科技企业的高成长性能为投资者带来高回报率。但近年来由于科技企业的估值难度较大，使得中小科技企业融资依旧较为困难，因此，加强科技与金融的结合，鼓励针对科技企业的融资和并购发展支持，推动科技金融共同发展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联储证券温州营业部总经理胡晓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科技本质上是借助互联网为企业与个人提供金融服务，所有参与者必须严守合规底线，运用技术手段杜绝风险。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对社会经济运行带来严峻考验，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银行能做什么？在9月17日举办的第260场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民生银行行长郑万春、浙商银行行长徐仁艳、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行长王官明分别介绍了各自银行支持民营企业经济发展相关情况。 郑万春：2020年是民生银行的小微企业特别服务年 郑万春介绍，针对广大小微企业群体，民生银行将2020年定为“小微金融特别服务年”，大力开展以‘彼此相连’为主题的专项服务活动，切实推进小微信贷“增量扩面、提质降本”。一方面，对小微企业给予特别的融资和让利支持；一方面对小微企业出台特别的产品和服务组合；同时，对小微企业给予特别的关怀为其发展赋能。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民生银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5,842.3亿元，比年初增长792.7亿元，较去年同期比增加8.2%；2020年前8个月，累计发放民企贷款10,985亿元。 民生银行是如何实现这一增长呢？郑万春表示，民生银行坚持民企战略不动摇，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和商业模式，建立了覆盖小微、中小、大中型以及生态链企业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塑造了服务民企的品牌特色和先发优势。 今年1-8月，民生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3654.6亿元，同比增加398.6 亿元、增幅12.24%；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305.9亿元，比年初增长263.6亿元、同比增长363.4亿元，占全行贷款比重为11.58%。 徐仁艳：浙商银行平台化服务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在徐仁艳看来，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金融创新“不接地气”。浙商银行因此跳出传统思维和信贷投放模式，面对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新趋势和客户价值创造新需求，以“两最”总目标为引领，全面实施平台化服务战略，打造“科技+金融+行业+客户”的综合服务平台；不断提升线上化、平台化、场景化、数字化金融服务能力，探索特色化、差异化的服务民营经济之路。 统计显示，该行创新打造的池化融资、易企银、应收款链等平台化服务模式，已为4.4万家企业合计提供融资余额3300多亿元。通过平台化服务，帮助企业盘活沉淀资产，增强流动性，减少外部负债，节省利息支出，实现“降杠杆、降成本、增效益”。 截至6月末，浙商银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6200多亿元，较年初增长 10.42%，高于各项贷款增速，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63.54%。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800多亿元，占全部贷款的16.71%，占比已连续多年位列全国性银行首位；上半年为民企创设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数量、规模均居银行间市场第一，并实现债券发行挂钩LPR定价，帮助发债民企降低融资成本超过1个百分点。 王官明:泰隆银行“裸费裸利”为小微企业减费让利 王官明介绍，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主动联系贷款到期企业，通过无还本续贷产品“接力贷”及T+0无缝续贷服务“预审批”，降低小微企业财务成本和筹资压力。截至8月末，累计为符合条件的1.8万多家小微企业办理了延期还本付息，金额约111.7亿元，占同期到期贷款的48.9%。 此外，浙江泰隆商业银行长期实行“裸费裸利”政策，持续推进小微企业减费让利，近六年累计减免手续费近14亿元。 特别是在疫情暴发后，泰隆银行，主动把国家对小微金融的优惠政策红利反哺企业，针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行业和企业给予利息减免优惠，共惠及小微企业1.1万户、贷款余额205.4亿元，减免利息1400余万元。同时，进一步降低小微贷款定价水平，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在去年下降66个BP的基础上，今年8月比去年12月又下降了75个BP。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流动资金紧缺，没想到3天就办下了3年期贷款，金额610万元，利率4.55%，贷款3年内不用转贷，3年到期后还可以享受无还本续贷，避免了以前贷款到期要向小贷公司借钱转贷的难题。”浙江省冠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冠峰机械”)负责人徐国峰表示。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参加了由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的浙江省调研。记者了解到，疫情发生以来，面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可能面临的困难，多地政府主管部门提前预判、积极应对，金融机构迅速响应，借助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显著降低，帮助企业渡过资金难关，推动企业融入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 快速直达助企发力“双循环” 冠峰机械主要从事食品加工设备及食品加工整体方案的研发、设计、制造与安装，企业规模中等，在其主营业务领域具备一定优势。徐国峰表示，公司生产的设备在东南亚、中亚、中东及中南美地区的54个国家广泛应用，部分设备还进入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以往出口占据了大部分的业绩份额。 “由于产品销路好，平时不缺资金，企业对银行贷款并不太关心。”徐国峰对记者表示。 而今年疫情导致出口产品运输受阻，资金回流变慢。徐国峰于是尝试开拓国内市场，企业订单回升，但流动资金随之出现缺口。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徐国峰通过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查阅了各个银行的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向上虞农商银行发起了贷款申请，及时取得了上虞农商银行的支持。徐国峰表示，正是通过这笔贷款，企业得以逐步拓展内销市场，预计今年销售额可达6000万元，同比增长30%。预计今年内销业务将明显增长。 绍兴银保监分局局长徐小平表示，今年以来，为有效贯彻落实浙江银保监局推广无还本续贷业务的工作部署，该局将无还本续贷业务增速指标纳入年度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监管评价体系中，引导辖内银行机构大力推广无还本续贷业务，有效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难的问题。 上虞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林时益表示，除了依托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上虞农商银行在绍兴银保监分局的指导下，通过推广无还本续贷、发放小额普惠贷款等方式，使得信贷资源快速直达基层。上虞农商银行还形成了一整套激发支行提升支持小微企业动能的考核激励机制。 创新产品解决信贷“盲点” 温州是我国中小民营经济的先发地。温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的经济格局下，辖区各家银行在中小微企业和农户融资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信贷资源，创新产品不断涌现。温州已经成为中小微企业信贷的红海。来自温州银保监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温州中小微企业平均贷款利率降至5.4%，信贷成本显著低于周边地市。 当地银行通过与知名小微企业园区合作，透视小微企业园内各家企业在整个产业链生态中的具体角色和位置，实现全链条金融服务，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这种合作模式正日趋成熟。 平阳万洋众创城是浙江省最大的以工业地产模式打造的小微园，也是浙江省目前已建单体面积最大、配套功能最完善的小微园，由本地知名企业万洋集团打造。 温州银行与万洋集团建立了战略联盟，依托万洋集团作核心担保，面对不同企业开发出不少创新产品。 园区厂房按揭贷款即是一款面向园区中小微企业的产品。“一幢3000平方米的厂房，如果售价为600万元，那么仅支付两成首付就可以拥有厂房了。”温州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科秀五金企业就是通过园区厂房按揭贷款在开业初期获得了一笔贷款，银行后续还为企业办理了与厂房按揭余值挂钩的展业贷，在不另外追加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增贷200万元，让企业在小微企业园顺利安家落户。
刚刚公布的前8个月经济运行数据，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成绩单”，更是“六稳”“六保”任务落实成效的检测证明。 就业“饭碗”端得更稳了 年初因工厂倒闭而失业的珊珊，7月份找到了一份“带货主播”的新工作，在网络平台直播售卖大码女装。她说：“过去有销售经验，经过培训习惯了镜头之后，最近我的销售业绩越来越好了。” 近期人社部联合多部门发布包括“互联网营销师”在内的9个新职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也发布意见，支持15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带动扩大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居于“六稳”和“六保”之首。今年以来，中央及地方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出台了一系列硬招实招，诸如加大信贷投放、减免增值税、减免部分社保费用、返还失业保险费等，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 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效果已经显现，就业形势保持向好态势。从主要就业指标来看，1至8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8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6.8%；城镇调查失业率逐步回落，从2月份的峰值6.2%回落至8月份的5.6%。 “政府大力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型就业，积极发展平台经济，为就业的改善创造了良好条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随着经济的恢复，稳就业力度加大，就业保持稳定有基础。 市场主体更有活力了 飞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复工复业经历，是我国上亿市场主体的一个缩影：恢复营业之初，企业面临订单明显下滑、资金短缺、无力支付房租和员工薪酬等种种困难。包括阶段性降低社保费在内的一系列为企业纾困的政策，给企业带来生机。 “在困难时期，社保费、增值税等各种减免措施算下来，飞宿至少可以获得减免70万元，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经营压力。”飞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经济基本盘。从年初至今，稳企业的政策接续不断，国家打出“减免缓返补”政策组合拳，随后再度加码将政策延长实施期限，预计全年为企业减负2.5万亿元；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一系列政策，将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直达市场主体的“真金白银”，增强了市场主体的活力。一组数据看效果：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9.6%，增速比6月份加快8.1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同比增长，企业经营持续改善；8月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均连续6个月高于临界点以上，企业市场预期向好；1至7月份，市场主体每天平均新增6.4万户，创业热情不减。 “二季度以来经济企稳回升，正是市场主体生机与活力逐步显现的结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员张立群强调，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稳住“粮袋子”更有底气了 还有半个月，家里种的20亩玉米就要收割了。来自产粮大省山东省夏津县的村民老李高兴地说：“今年地里收成不错，小麦已经丰收，玉米也是个丰收年。”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及洪涝灾害等因素影响，人们对粮食安全的关注热度不减。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才能稳住百价之基，稳住百姓的幸福感。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比超过七成。本周初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释放了积极信号：全国各地秋粮生产的总体条件处于正常状态。从目前调研的情况来看，全国秋粮种植面积比上年还会有所增加。如果后期不出现大的灾害状况，秋粮实现丰收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国粮食生产连续五年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库存是比较充裕的，应该说保持粮食稳定供应、满足国内需要是有基础和条件的。”付凌晖说。 一周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给粮食“三交底”：口粮库存最为充裕、夏粮市场化收购为主、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2020/21年度我国三大谷物仍将供大于需。其中，小麦产大于需1400万吨左右，稻谷1700万吨左右。小麦、稻谷口粮品种库存为历史上最充裕时期，口粮供应绝对安全。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不得用于以下事项：股票、金融衍生品等投资；房地产市场违规融资；法律法规、银保监会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禁止的其他用途。 记者昨日获悉，为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防范化解相关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银保监会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从贷款本金中先行扣除利息、手续费、管理费、保证金等。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通知对小额贷款公司行业亟需明确的部分经营规则和监管规则作出规定，有利于遏制监管套利、促进规范监管、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通知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应依法合规开展业务，提高对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服务水平。 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当遵循小额、分散的原则，根据借款人收入水平、总体负债、资产状况、实际需求等因素，合理确定贷款金额和期限，使借款人还款额不超过其还款能力。 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从贷款本金中先行扣除利息、手续费、管理费、保证金等。违规预先扣除的，应当按照扣除后的实际借款金额还款和计算利率。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降低贷款利率，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通知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应监控贷款用途。小额贷款公司应当与借款人明确约定贷款用途，并且按照合同约定监控贷款用途。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不得用于以下事项：股票、金融衍生品等投资；房地产市场违规融资；法律法规、银保监会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禁止的其他用途。 通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原则上应在公司住所所属县级行政区域内开展业务。对于经营管理较好、风控能力较强、监管评价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经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同意，可以放宽经营区域限制，但不得超出公司住所所属省级行政区域。 通知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要求，规范债务催收程序和方式。小额贷款公司及其委托的第三方催收机构，不得以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侵犯人身自由，非法占有被催收人的财产，侮辱、诽谤、骚扰等方式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违规散布他人隐私等非法手段进行债务催收。 通知强调，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妥善保管依法获取的客户信息，不得未经授权或者同意收集、存储、使用客户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或者泄露客户信息；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使借款人明确了解贷款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方式等内容。 通知要求，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当按照现有规定，暂停新增小额贷款公司从事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及其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业务。对依照《关于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转型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转型的机构，要严格审查资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此前，原银监会印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等小额贷款公司监管规定。据悉，通知发布后，上述监管规定仍然有效，但与通知不一致的规定，以通知为准。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法人机构9074家，全行业实收资本9478亿元，贷款余额10043亿元。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出现暂时性经营困境。9月17日，多位银行负责人在第260场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民营、小微企业贷款呈现量增价减态势，银行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信用风险。 贷款量增价减 民生银行行长郑万春介绍，截至8月末，民生银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5842.3亿元，比年初增长792.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2%。小微企业方面，1月至8月累计为4.92万小微客户主动提高授信额度；同期，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发放利率5.98%，比2019年全年平均定价水平下降了0.57个百分点。 浙商银行行长徐仁艳介绍，截至6月末，浙商银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6200多亿元，较年初增长10.42%，高于各项贷款增速，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63.54%。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800多亿元，占全部贷款的16.71%。实现债券发行挂钩LPR定价，帮助发债民企降低融资成本超过1个百分点。 在缓解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徐仁艳称，浙商银行尝试了平台化的模式，创新区块链技术应用，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左边的资产着手，将企业的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等债权和物权转化为电子金融工具。企业通过转让金融工具进行融资、采购付款，盘活沉淀资源。同时，该行还创新了池化融资、易企银、应收款链等平台化服务模式。截至目前，已通过这些工具为4.4万家企业合计提供融资余额3300多亿元。 泰隆银行行长王官明表示，截至8月末，泰隆银行500万元以下的贷款客户数占比达到99.8%，贷款余额占比达到90.3%。100万元以下贷款客户数占比达到95.1%，贷款余额占比达到54.2%。全行户均贷款27.8万元。 在加强信用贷款推广方面，王官明介绍，该行制定专门办法，推广专属产品，开展专项激励，主动联系小微企业，做好服务对接，联系覆盖面达到100%。截至8月末，共向1.91万户普惠小微企业，发放符合政策的信用贷款134亿元，占同期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发放额的26.3%。 多举措防范风险 在疫情冲击下，不少小微企业遭遇经营困境，导致银行资产质量出现恶化。 谈及如何应对的问题，郑万春表示，民生银行持续优化风险防控，确保自身实现稳健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强化名单制管理，在名单制基础上实施“一户一策”管理，进行重点开发，并对战略民企名单实施动态管理。优化授信政策及授权管理，量身定制客户政策，并且根据客户动态，及时调整融资策略。在贷款审批过程中，通过切实有效的外部增信减轻对强抵押的依赖。优化风险授权支持体系，提升审批效率和效果。 徐仁艳坦言，企业目前面临新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基于这种背景，浙商银行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进一步加大核销力度，这一方面有利于银行自身的稳定经营，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跟银行间的合作更稳定。 王官明表示，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小微企业由于风险抵御能力弱，受到影响比较大。从泰隆银行情况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有一定上升，截至8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1.23%，比年初上升了0.1个百分点。 “考虑到下阶段小微企业信贷风险可能还会上升，泰隆银行提前计提风险拨备。”王官明称，8月末该行贷款拨备率2.53%，拨备覆盖率205.72%。同时加强“堵新清旧”：一方面，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另一方面，严控增量风险，进一步加强准入管理，做好常态化自查，管好员工的意识和行为。
我国减税降费的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2012年提出的结构性减税计划。而为各方耳熟能详的全面减税降费开始于2018年。据财政部门的统计，2018年和2019年减税降费累计超过3.6万亿元。这一规模约占我国GDP比重的2%，财政收入比重的15%左右。2020年，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决策，提出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5045亿元，其中新增减税5414亿元，新增社保费降费9631亿元。而据最新估算，全年可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将超过2.5万亿元。如若兑现，将是我国年度减税降费规模的历史之最。 减税降费短期成效明显 为什么要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短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需要通过财政刺激稳定经济运行基础。减税降费则是令企业增加投资、个人增加消费的主要财政举措。长期来讲，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减税降费能够加快国家经济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尽快实现。 在成熟经济体中，实施大规模减税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彼时，两国都将减税降费作为振兴经济的主要办法。这一改传统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时只会增加政府支出，加重社会负担的做法，而是采用了直接为经济社会减负，来帮助企业发展并刺激民众消费。最终效果显示，两国虽然在减税降费中承担了一定的财政压力（税费减收），但是经济则走出了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英国明确了金融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美国则为后来走向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 我国减税降费效果也正在显现。相关研究显示，2012年至2016年实施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了重复征税，鼓励了服务业发展。另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估算，5年时间里，仅此一项改革累计减税就超过2万亿元，为小微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及清理各项收费累计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同时，减税降费为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高端制造业所需要的创新投入受到减税降费的鼓励，现代服务业受益于税收抵扣政策的优惠。 减税降费在今年被赋予全新的任务目标——不仅要继续为经济转型输送减负红利，而且要为稳定经济社会运行提供保障。减税降费力度加大，以对冲疫情冲击和经济波动给企业带来的经营困难。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安排包括：在继续执行去年出台的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的同时，强化阶段性政策，出台实施支持疫情防控保供和复工复产的税费政策并延长执行期限，延缓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延长阶段性减免社保缴费政策。 可以看到，代表性政策背后有很强短期宏观调控目标。作为中国现行税制中收入占比最高的税种——2019年增值税占税收总收入比重为39.5%。减增值税意味着多数行业和企业将获益。从减税过程上看，增值税标准税率在2018年5月1日，从之前的17%降至16%，下调一个百分点；2019年4月1日税率又从16%降至13%，下调三个百分点，下调幅度接近20%。增值税税率下调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不仅在我国税制改革中前所未有，而且在全世界开征增值税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所罕见。事实上，增值税税率降低有显著减轻增值税纳税人负担的作用。同时，由于只有生产经营产品或服务才会有增值税纳税，因此减税负也是鼓励复工复产的举措，还可以理解为是对企业持续经营提供的一种经济激励。 相对于大家熟悉的减税，降费的内容和意义可能要陌生一些。这次降费中一项关键内容是调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2019年之前，我国长期实行20%左右的缴费率水平，而今开始执行16%的缴费率，以此减轻企业的负担。在此基础上，延缓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延长阶段性减免社保缴费政策对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将更多资金用于复工复产，有很大的提振作用。进一步看，我们还要更加深刻认识到减税降费对保就业等重要目标的支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稳定经济运行和保就业分别是头号目标。企业恢复生产也就恢复了用工。民众有了工作，也就有了基本收入。有了基本收入，不但可以减轻财政保障负担，而且可以稳定社会消费，促进经济循环正常运转。这样的逻辑下，减税降费的短期作用陡然提升。其稳定社会经济运行的作用不是减轻负担所能囊括的，而是关系到了整体战略布局。 减税降费中长期目标更须关注 相对于关注减税降费的短期成效，其中长期目标更值得思考。尤其是减税降费对经济社会运行的中长期影响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逐步体现。新的挑战和机遇亟待甄别。首先，如何实施可持续的减负政策。这不仅考验决策定力，而且关乎财政实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改革发展的任务还比较繁重。依靠减税降费推动改革还可能会有比较长的周期。因此，财政减收所承担的压力极有可能比多数国家要大。当财政减收与政府增支同时出现时，财政赤字将长期存在。这无疑会给财政工作乃至政府运行带来挑战。其次，减税降费的切入点怎样选择。普遍性的减税降费会走到“十字路口”，针对性的减税降费延续时间会更长。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了解程度，以及政策执行的力度将在未来决定减税降费的实际效果。最后，减税降费如何与其他政策配合。面向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帮助了他们渡过难关。与财税政策配套的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就业政策也在发挥同样的作用。但要真正搭建起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政策体系，上述政策还需要更加密切协调配合。 第一，未来的减税降费要与政府减支对应起来。在确保民生支出不减少的情况下，要削减其他不必要的政府支出。今年中央部门带头削减不必要预算支出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第二，要加强对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财税部门可在一定范围内运用先进技术方法和微观数据资源，用以及时准确的判断减税降费的实际成效，不断积累制定未来政策的经验。第三，将各类政策优势进行全面分类，建立常态化政策协调机制。部门之间的协调是政策协调的前提。财税、金融、发改和人社部门都需要坐下来，为中长期的政策协调搭建合作平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