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方位强化金融风险防控的政策信号不断释放。《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央行、银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正密集筹划，针对资产质量劣变、新一轮资产泡沫等潜在风险，研究更多防控举措，将加大不良资产、高风险影子银行等重点领域的处置力度。地方层面，多地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金融领域放贷等主要风险点部署专项整治。同时，监管部门正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的制度短板，健全金融机构法人治理、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等改革措施将陆续推出。 监管部门密集谋划储备“弹药” 面对疫情给金融防风险带来的新挑战，金融监管部门正密集谋划，为进一步加强金融风险防控储备“弹药”。 根据银保监会最新数据，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4%，较上季度末增加0.03个百分点。此外，根据36家A股上市银行披露的业绩情况，上半年共有18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出现上升。 “当前，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存在一定时滞，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上升压力较大。对此，我们密切关注，提早谋划，积极应对。”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表示。 同时，在资金面宽松背景下，企业、居民、政府的债务问题也引发监管部门高度关注。郭树清指出，利率下行一致性预期强化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信用较差的借款人可能借延期还款等优惠政策恶意逃废债务，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也容易卷土重来。 地方层面也在加紧部署，加强重点风险防控。例如，江西省金融监管局局长韦秀长近日在开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督查调研时表示，要强化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处置力度，持续推进高风险地方法人机构风险化解。浙江嘉兴市金融办近日召开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处置专项工作推进会，部署专项整治行动。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范若滢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当前我国金融领域风险整体可控，但仍需警惕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的累积。其中，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显增大，处于持续暴露过程中。在宏观经济环境面临不确定性以及宏观杠杆率上升的背景下，企业信用风险可能攀升。此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等也需高度重视。 重点风险领域处置力度将加大 为防控资产质量劣变、新一轮资产泡沫等潜在风险，下一步，不良资产、高风险影子银行等重点风险领域处置力度将加大。 记者了解到，针对信贷资产质量问题，相关部门将引导机构通过提前加大拨备计提等，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同时，将疏通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堵点。在充分揭示风险前提下，研究分阶段下调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释放资源全部用于处置不良。 机构层面也已为更多不良资产化解做好准备。在近日举行的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中行、农行等多家银行均表示，下半年将充分运用批量处置、债转股、债务重组等各种手段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资管公司下半年也将大力拓展业务，积极参与中小银行等机构不良资产收购。例如，中国长城下半年计划出资800亿元收购金融及非金融类不良资产。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和比率虽然走高，但相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银行业规模以及金融体系的风险处置能力而言，仍可控可防，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实现对银行业不良风险的逐步化解。”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记者还了解到，为防范高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反弹回潮，相关部门将对高风险业务保持高压态势。其中，将规范交叉金融产品，持续整治互联网金融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 监管部门还将精准有效施策，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实际上，“精准拆弹”重点领域风险一直是金融风险防控工作的重点。例如，银保监会日前对天安财险、新华信托等六家保险、信托机构实施接管。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托管组将坚持分类施策，根据每家公司的不同风险，采取不同的化解方式，坚持守住底线，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加快补齐风险处置制度短板 在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的同时，监管部门将加快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补足监管制度短板。 近期，一系列旨在强化风险防控的政策相继落地。例如，银保监会近日印发《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将深入整治股权与关联交易乱象视为工作重点，进一步整治资本质量不实、股权关系不清、股东行为不当等突出问题。“中小银行风险背后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失灵，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腐败和违法犯罪。应从关键点入手，探索建立规范有效的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包商银行接管组组长周学东近日撰文表示。 此前，银保监会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全面部署推进城商行、农信社改革和风险化解工作，多途径增强中小银行资本实力。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下一步，更多防风险补短板政策措施将推出，包括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引导理财、信托、保险等为资本市场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抓紧研究提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对于名单内的金融机构，组织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并建立高效的问题机构风险处置机制，以进一步实现对风险机构的精准施策。 “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郭树清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既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动经济发展尽快步入正常轨道，也要“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51.0%、55.2%、54.5%，2020年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PMI产出指数这三大指数均连续6个月保持在临界点以上。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各地坚持新发展理念和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我国经济景气持续恢复向好。 “8月生产和需求均有回升迹象，而且生产仍然好于需求。随着市场需求持续复苏，供需缺口进一步收窄，企业经营预期明朗乐观。”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人士表示，大中企业稳中有升，但企业分化仍在延续，PMI指标反映出小型企业存在较为突出的困难，内需政策对小企业拉动的有效性未来值得关注，下一步要全面落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强金融服务等稳岗扩就业举措。 供需循环逐步改善，新订单能否继续修复是关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调查的21个制造业行业中，有15个行业PMI位于景气区间。赵庆河表示，需求继续恢复，供需循环逐步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2.0%，连续4个月回升。新动能为制造业复苏注入了活力，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PMI为52.8%和52.7%。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为58.3%和53.2%，钢铁、有色等行业两个价格指数均高于60.0%，部分上游行业价格上涨较快。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本报记者表示，数据显示8月生产及需求均有回升迹象。在生产方面，8月高炉开工率较7月回升1个百分点至71%，已恢复至2018年6月以来的最高值。在需求方面，尽管海外疫情有所反弹，但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在继续推进生产经营活动，海外经济状况恢复较好或带动新出口订单继续回升。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杨畅对本报记者表示，8月生产仍然好于需求，生产指数为53.5%，高于新订单1.5个百分点，自3月以来，经济修复主要依靠复工复产，下游需求并未跟上复工复产的节奏。新订单连续回升，但结构发生了变化，在3月和4月新出口订单大幅萎缩的背景下，新订单迅速修复至景气线上，表明内需发挥了重要作用。8月新订单与新出口订单的差额回落至2.9，是2019年的均值水平，表明内需的拉动作用面临顶点，未来新订单能否继续修复，主要动力仍在出口上。 中信证券宏观分析师刘博阳表示，需求持续复苏，供需缺口进一步收窄，企业经营预期明朗乐观。医药等行业的新订单指数较前值扩大4个百分点以上，需求回升较为显著。受需求复苏带动，8月PMI价格指数双双回升，预计8月份PPI将环比改善。 服务业复苏加快，居民消费需求加快释放 非制造业复苏势头继续向好，服务业复苏加快。8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3%，比7月上升1.2个百分点。航空运输、住宿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4个月位于60.0%以上。 赵庆河表示，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趋于稳定，居民消费需求加快释放，住宿、餐饮、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有序恢复经营，市场活跃度有所提高，商务活动指数继续回升，均高于57.0%。在经济整体回暖的带动下，租赁及商务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自疫情以来首次升至临界点以上。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1.3%，与7月基本持平，其中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互联网软件等行业高于65.0%，企业发展信心稳定。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上旬将在北京拉开序幕，这是全球首个服务贸易领域综合展会，是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光大信托、东亚银行、路孚特、瑞银集团等都将参展，预计将持续带动服务业快速增长。 小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应全面落实稳岗扩就业举措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大型企业PMI为52.0%，与7月持平；中型企业PMI为51.6%，比7月上升0.4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47.7%，比7月下降0.9个百分点。小型企业经营和就业问题仍是当前经济的薄弱环节。 赵庆河称，小型企业PMI仍位于临界点以下。8月小型企业反映市场需求不足和资金紧张的企业占比分别超过五成和四成，生产经营依然面临不少困难。 杨畅表示，小企业收缩态势加剧，在中小企业修复存在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新增融资流向中小微企业或许是未来政策的重点。 刘博阳表示，小型企业PMI连续三个月位于荣枯线下，小型企业数量众多，是市场吸纳就业的主体，小型企业经营困难使得就业压力犹存。8月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为49.4%，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为47.2%，分别较前值回升0.1和0.5个百分点，但均位于荣枯线下。预计将有更针对性的政策呵护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全面落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强金融服务等稳岗扩就业举措。
货交了，钱还没给；工程完工，账款迟迟不结。“公家”有时支付慢，中小企业“压力山大”。 9月1日起，这种现象将得到极大改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支付中小企业款项，都应当遵守《条例》，不得变相拖欠中小企业款项。 “《条例》出台有利于增强中小企业发展信心，促进复工复产，优化营商环境。”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较为突出，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条例》从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付款期限，明确检查验收要求、禁止变相拖欠、规范保证金收取和结算、公示拖欠款项信息、建立健全投诉和监督评价机制、明确迟延支付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旨在依法保障中小企业款项得到及时支付，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切实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据悉，《条例》着重针对规范支付行为、防范账款拖欠、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问题作出明确要求。“《条例》为中小企业增加了底气，清除了障碍。”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政研处处长宋烜懿表示，无论是在产业链还是销售渠道等方面，中小企业都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现在面临疫情冲击，中小企业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条例》的出台，正是为了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据了解，《条例》明确了付款期限，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自交付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最长不超60天；大企业合理约定期限，不能“以大欺小”；负责人变更、等待验收、决算审计等“花式”拖欠都不被允许；到期不给钱将支付逾期利息；欠账定期上网或登报公示；情节严重的，依法失信惩戒；今年年底前无分歧欠款也应清尽清，决不允许新增拖欠。 “《条例》在合同订立、融资担保、投诉处理等方面也有规定，全方位保障款项及时到位，盘活流动资金。”宋烜懿说，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发展有信心，经济基本盘就能稳住。 宋烜懿表示，中小企业也应当留意，在与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订立合同时，应主动告知其属于中小企业。“《条例》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宋烜懿说。 《条例》要求，省级以上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建立投诉处理机制，对此，全国各地都有所行动。以湖南省为例，依托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线上湖南省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投诉系统。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拒绝或者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投诉系统投诉，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按照《条例》规定，及时将投诉转交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处理。 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表示，在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中，工信部已经建立了“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登记（投诉）平台”。“按照《条例》关于‘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要求，如中小企业存在被地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账款的问题，可以在各省清欠工作责任部门公布的投诉渠道反映情况。如果是被中央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央企拖欠，可以在工信部‘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登记（投诉）平台’进行登记。”梁志峰说。 梁志峰介绍，下一步工信部将按照《条例》的要求，完善投诉处理机制。进一步优化平台的功能，使中小企业投诉得到及时处理，让中小企业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真没想到，第一次申请贷款就很快获得了100万元的授信。这笔钱对我们来说真是‘及时雨’。”作为“首贷”客户，不但无抵押担保还顺利地从银行拿到了融资，青岛一家环保科技公司负责人格外兴奋。 这只是今年来金融加大稳实体经济力度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0年前7个月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13.1万亿元，同比多增2.4万亿元。其中，新增制造业贷款1.6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年增量；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8.4%，远远超过各项贷款的增速…… 在近期举行的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表示，银保监会将进一步抓好政策落地工作，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助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千方百计保住市场主体 今年以来，一系列货币、监管政策持续发力，支持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和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发布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 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这些资金重点投向了制造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小微、三农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上半年新增制造业贷款创历史新高，超过之前4年增量之和。全国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比例超过2/3，居世界前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融与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赵锡军分析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金融扶持力度不断加大、范围不断扩大，在促进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加快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普惠金融解决了商业银行敢贷、愿贷、能贷的问题，突破了大银行不能给小微企业贷款的障碍，小微企业从中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中小企业协会执行会长张竞强说，关键还在于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风险控制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按照此前工作安排，今年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前7个月，金融部门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已为市场主体减负共计8700亿元，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对于完成全面让利预期目标，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人民币贷款余额是165万亿元，贷款利率平均下降1个百分点就是1.65万亿元，再加上减免一些收费项目，完全有条件实现让利预期目标。” 积极应对不良资产上升 今年也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收官之年。郭树清表示，当前我国金融业总体运行平稳，风险可控，主要经营和监管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但一些潜在风险隐患依然较大，包括存量风险尚未彻底化解、不良资产上升压力加大、资金面宽松背景下市场乱象易反弹回潮。 数据也显示，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24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4%，较上季末增加0.03个百分点。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分析认为，疫情直接冲击实体经济，再传导到金融，未来一段时间，银行业因受疫情影响冲击而导致的不良贷款率是客观存在的。 梳理不难发现，今年以来银保监会多次谈到要加大不良资产处置。今年不良资产处置金额要在去年基础上合理增加，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综合使用核销、清收、批量转让、债转股等手段；在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监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银保监会再次强调，提早谋划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增长，严格资产质量分类，做实利润、提足拨备、补充资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据银保监会介绍，预计今年全年银行业要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去年是2.3万亿元。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因为更多的贷款延期，一些问题，明年才暴露出来。 “下一步要做实资产质量分类，真实反映企业经营变化；备足抵御风险‘弹药’，要求银行采取多种方法补足资本，提前加大拨备提取，提高未来风险抵御能力；严控增量风险，督促银行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做好贷款‘三查’，减少贷款损失。”银保监会说。 日前，中国华融表示，公司上半年收购不良资产规模累计超800亿元，仅6月收购不良资产规模超500亿元；中国长城资产表示，公司上半年收购金融不良资产超过300亿元，下半年计划出资800亿元收购金融及非金融类不良资产。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不良资产处置，银行需要成立专业队伍，严格处置，敢于下定决心，处置方式要灵活，加快处置速度，避免不良资产处置中的隐性交易，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和透明度。 “要把风险防范做在前面，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预防，使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肖远企表示。 推进中小银行资本补充 近年来，作为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重要金融机构，中小银行的改革与发展一直都是业内关注的热点。在现有市场环境下，中小银行由于自身规模、评级等客观限制，与大型银行比，市场化的资本补充渠道相对受限。 7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允许地方政府依法依规通过认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探索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新途径。银保监会会同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六部委也印发了《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 “中小银行是服务中小微和‘三农’的主力军，补充资本能够提高抗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利于聚焦主责主业，对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民生等方面有积极意义。”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说。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以中小银行强化服务中小微企业和支持保就业、完善公司治理与内控机制等作为前提条件，可以倒逼中小银行回归本源、认清定位，扭转部分中小银行偏离主业的态势。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8月2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要引导中小银行深耕本地、下沉服务、不跨区域，严格限制通过贷款、投资、同业、非标等业务向外扩张。 “下一步要围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重点机构重点领域改革。以加快中小银行改革为突破口，提升金融机构体系稳健性。拓宽风险处置和资本补充资金来源，加快补充资本，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把深化改革与化解风险、完善治理结合起来。”郭树清说，要以公司治理为核心，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调整优化股权结构，严格股东资质管理，规范股东行为和关联交易，严防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强化履职监督和信息披露。
近来，新疆乌鲁木齐市财政补贴资金一千万元，在全市四百九十一个社区蔬菜直销点执行销售限价，落实蔬菜导价。 蔡增乐摄（人民视觉） 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三十多家扶贫车间采取“企业+农户”的模式，让贫困户就近就业，获得了人社、财政、扶贫办等组织支持。 黄有安摄（人民视觉） 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就资金最新使用情况作了介绍。据了解，为了巩固经济恢复性增长基础，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组织实施，把落实好直达机制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直达资金已在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基层运转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为各地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万亿资金“一竿子到底” 8月的山城，烈日炎炎。在海尔集团重庆工业园内，轰隆隆的生产线开足马力、运转不停，工作热度不逊于气温。电子屏幕上闪烁跳动着实时生产数据，各种框体和零部件在流水线上被不断传输，工人们有条不紊地作业。 然而就在不久前，重庆海尔滚筒洗衣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储昭宝还在为资金发愁。原来，随着复工复产持续推进，用工缺口和资金缺口也随即而来。幸运的是，公司紧急向重庆市江北区政府申请了援企稳岗资金，短短几天后，一笔1257万元的财政直达资金就划到了公司账户上，解了燃眉之急。 在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截至8月中旬，扣除用于支持减税降费的3000亿元以外，实行直达管理的1.7万亿元资金当中，中央财政已经下达了1.674万亿元，占比达98.5%。从资金使用情况看，在1.7万亿元当中已经形成实际支出5097亿元，其中市县基层支出4888亿元，占比95.9%，体现了资金直达基层的政策效果。在省级支出当中，还有一些是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进行贷款贴息。 “从市县财政情况看，省级财政下的1.558万亿元当中，市县财政已经细化落实到具体项目的有1.451万亿元，占省级已经下达资金的比例为95%。上一级财政部门资金下达到市县之后，市县需要落实到项目，并且是前期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好的项目，不落实到项目上就没有办法支出。”许宏才说，市县已经把资金都安排到项目上了，为后续预算执行打下了良好基础，后续进展速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六稳”“六保”获有力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直达资金主要是用于提升基层财政保障能力，支持基层做好“六稳”“六保”等工作。财政部预算司司长李敬辉表示，中央直达资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重点支持开展常态长效疫情防控。安排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重大疫情防控体系建设等常态化疫情防控资金支出，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如湖北武汉市安排了47.26亿元，支持11个中心城区医院改扩建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天津等地安排资金用于疫情防控物资采购和保障大规模核酸检测费用支出。 二是重点支持帮扶企业保市场主体。包括综合采取贷款贴息、援企稳岗、补贴补助等措施，落实纾困惠企政策。据不完全统计，上述政策措施已支出资金超过了140亿元，惠及中小企业近8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万户。 三是重点支持帮扶群众保居民就业。包括统筹使用就业补助资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据不完全统计，相关政策措施已经支出资金超过150亿元。 四是重点下沉财力保基层运转。例如，云南将直达资金184.2亿元纳入对下财力性转移支付，增幅比上年高了23.2个百分点；广东向市县基层下达直达资金243.5亿元，实现了所有县区财力性转移支付只增不减；广西向市县下达直达资金194.85亿元，统筹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基层运转等。 五是集中财力支持重大项目建设。通过抗疫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公共卫生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产业链改造升级等重大项目建设，积极发挥资金对产业链、投融资的撬动效应。 加强监管确保惠企利民 把钱花在“刀刃”上，切实让企业、民众得实惠，对财政工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李敬辉说，目前中央直达资金已经基本下达到基层，正在按照补贴发放周期、项目建设进度、实际工作需要等逐步拨付到位。下一步关键是怎么用好、管好直达资金，让直达资金精准高效发挥作用。 为此，财政部门将采取多方面举措，如： 盯紧直达资金使用。严禁截留挪用直达资金，同时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增强基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能力。 加强直达资金监管。与审计等部门加强沟通协作，强化信息共享，形成监管合力，“瞪大眼睛”盯紧盯牢直达资金的分配、拨付和使用情况，及时发现问题。 强化问题整改落实。建立健全整改落实机制，严肃财经纪律，对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的，实行“零容忍”，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严肃问责；对分配迟缓、资金闲置的，及时进行通报、约谈，并视情况采取必要的约束措施。 及时评估完善政策。加强直达机制实施效果评估，合理吸收好的经验和做法，完善和改进预算管理措施，进一步发挥好直达机制的效用。 “我们对已经运行平稳的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做了适度升级改造，资金所处状态、到哪儿了、是哪一类资金、什么项目、收款人是谁等，都能够被准确清晰地记录下来，最终形成台账。”财政部国库司司长王小龙说。
作为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重要着力点，今年我国加大了减税降费力度，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促进了经济平稳运行。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近日表示，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5045亿元。全国5000多万户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约占92%，余下8%左右缴纳增值税的440万户纳税人征收率又从3%降为1%(其中湖北省免征)。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继续实施并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在企业面临疫情冲击下，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税费负担，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受益最大。 “减税降费政策所释放的积极信号和传递效应让全产业链条的流动性紧张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投资、消费、进出口逐步恢复，企业信心明显增强。”张依群说。 上海海昌极地海洋世界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乐园企业，受到了疫情冲击。 “闭园期间的人力、设备维护、动物喂养等成本非常高。”上海海昌极地海洋世界有限公司财务部长金晓丹表示，“我们企鹅、北极熊吃的食物还挺贵的。海豹和海象也很能吃。” 税务工作人员在疫情相关政策出台后，第一时间联系企业，根据有关规定，今年上半年，上海海昌极地海洋世界有限公司享受增值税免税金额600多万元，基本可以维持动物喂养成本。 “减税降费力度大，广大市场主体会有很多获得感。”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税务局副局长龚纯表示，“从目前情况看，减税降费措施落实有力、政策受益面广，实施效果良好，对有效对冲疫情影响、纾解企业困难、支持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疫情影响下，中小微企业的经营遭遇困难，减税降费直接减轻这些企业的经营压力，使其能轻装上阵持续经营下去，体现了“留得青山”的目标。 “减税降费不仅在于纾困解难，更在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更多中小企业在市场压力下谋求新发展，寻求新动力，即把日子继续过下去。”刘向东说。 张依群认为，此轮减税降费不仅具有普惠性，更具有针对性。从企业规模上看，小微企业受益最大；从行业上看，餐饮、住宿、娱乐、交通等受疫情影响较重的行业受益最大，也是最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予以重点帮助支持的行业，这对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刘向东也认为，减税降费对受疫情冲击比较大的餐饮、航空、文旅等行业支持力度较大，制造业也获益，有效帮助了这类企业渡过难关，实现供需正常循环。 张依群还表示，一些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空间大成长迅速的企业也在应对疫情的减税降费中得到实惠，信息通讯、大数据、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等高端行业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并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传统行业向信息智能化加快转型，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优化以满足、激活和丰富更加多元化的消费市场，挖掘消费潜能引领社会新消费时尚。
今年以来，我国出台一揽子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纾困、助力企业发展，仅上半年新增减税降费就已经超过1.5万亿元。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从“小店”到“大厂”，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内贸企业到出口企业，减税降费红利正在各行各业加速释放。 “小店经济”是城市总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个体工商户作为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也是群众生活最直接的服务者。个体工商户规模普遍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在疫情发生后，国家连续出台了“减、免、缓”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以最大力度支持个体工商户爬坡过坎、逆势起航。 “平均每个季度个税应缴纳4万多元，三个季度就是十几万元，能缓缴意味着我们有更多资金可以周转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助力啊！”韩豫军是河南灵宝市韩四娃鸡汁米线店的老板，个税缓缴给了他恢复经营的信心。 数据显示，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力度大且受惠面广，全国5000多万户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约占92%，余下8%左右缴纳增值税的440万户纳税人征收率又从3%降为1%（其中湖北省免征）。 出口企业也享受到真金白银的减负。自3月20日起，我国将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由6%提高至13%，主打产品出口的青岛美高集团今年预计增加免抵退税额630万元左右。“这7%的退税率差使企业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业务拓展，让我们有‘底气’更好地发展。”公司总经理李斌杰说。 减税降费政策有序有力落地，不仅纾解了企业经营困难，而且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尤其体现在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上。 在江苏邳州，大元电机有限公司2020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2008万元，该公司抓住减税降费契机，新上线价值700余万元的铸造生产线，赢得了有关铸铁接线盒、铸造机壳等大批量订单。“仅今年上半年社保费的减免给我们直接带来了近50万元的现金流。小微企业标准的提高，让我们有了更充裕的资金进行科技创新，今年我们又新立项了6个研发项目。” 公司负责人王支业说。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税费负担同比又下降了0.65元。此外，二季度全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33万户企业购进高技术设备和服务同比增长22.3%，在疫情影响下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不仅推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9个百分点，更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强大后劲。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更扎实举措、下更大气力落实纾困惠企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让减税降费的“真金白银”切实惠企利民，更好服务“六稳”“六保”大局。 “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切实减轻了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负担。”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表示，在当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税收对于激发市场活力发挥着积极作用。此外，税收大数据等手段能及时跟踪其经营生产状况，及时化解现实困难，帮助各类主体了解政策、享受优惠，从而进一步畅通良性循环。
人民网北京8月25日电（记者杜燕飞）今日，国新办召开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落实有关情况。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在会上表示，前7个月，今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量增、面扩、价降”，并从两方面解决小微企业“首贷难”。 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表示，今年新冠疫情对广大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冲击比较大，为此，银保监会和银行保险机构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保企业、稳就业。今年前7个月，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量增、面扩、价降”，主要呈现以下六方面的特点： 一是“增量、扩面、降本”多点发力、同步推进。到6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73万亿，同比增长28.4%。有贷款的户数2363.3万户，比年初增加了251.4万户，今年上半年新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是5.94%，比2019年全年水平下降了0.76个百分点。到7月末，5家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3.57万亿，较上年末增加9651亿元，增速37.1%。“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5家大银行今年增速要在40%以上，我们认为完全有信心来超额完成这个任务。”李均锋说。 二是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统筹兼顾，贷款的可得性明显提高。在贷款量、户数增加的同时，结构上今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小微企业的首贷户、信用贷款的投放均在稳步增长。7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中，制造业、批发零售业贷款余额占比68%。信用贷款占比17%，比上年末提高8个百分点。1-7月份，新增普惠型小微企业中，首贷户160多万户，占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户数的16%，较上年末提高10个百分点。同时，小微企业的续贷余额、银税互动的贷款余额都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结构上也发生了很好的变化。 三是防风险与促增长双管齐下，辩证统一，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水平总体可控。目前小微企业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增长了9.25%，不良贷款率控制在2.99%，比各项贷款不良率高出0.88个百分点，总体上还是在不良容忍度之内。随着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明年可能会有所增加，但是对增加的不良贷款，银保监会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足够的能力和工具，来应对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压力。 四是货币政策、监管政策、行业政策密切配合，同向发力。今年在政策上是打的“组合拳”，监管政策紧密和货币政策配合，强化传导机制建设。 五是政策措施远近结合，精准施策。银保监会在今年应对疫情是提出了短期的应急政策，包括延期还本付息，包括对疫情严重的地区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研究推进对一些比较困难的中小企业发放应急贷款等，这都是短期的。长效机制上，立足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够持续地稳步地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办法，特别是《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形成系统的监管激励，作为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持久动力。 六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机制，优化方式，对小微企业实施精准滴灌。 李均锋介绍说，近年来，特别是从2018年以来，随着普惠金融工作的持续推进，特别是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推进，大多数商业银行逐步建立起了“能贷愿贷会贷”的机制，很多商业银行也研发出了一系列适合小微企业特点的产品。各类银行都发挥了自己的特色。政策性银行发挥资金充足的优势，与地方银行联合开展对小微企业的转贷业务。国有大型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改进业务流程，广泛对接公共部门的涉企信息，开发大数据风控模型进行小微企业客户的准入和风控。中小银行利用贴近社区、贴近企业的优势，努力深耕细作，服务地方经济。互联网新型银行利用数字化信贷产品为成千上万户小微市场主体提供高频的流动资金。许多银行加快推广并借助线上服务渠道和产品，有效满足了客户在疫情期间办理业务的需求。 对于解决小微企业首贷难的问题，李均锋介绍。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现在小微企业的户数是3261万户，这是小微企业名录库中正常登记、持续经营的企业。其中，在银行有授信的是1040万户，占31.89%，有贷款的户数是29.4%，这是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统计的口径。按照税务总局正常纳税信用评级的企业统计口径，小微企业目前授信的覆盖率是43%，有贷款的户数是40%。因此，银行业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授信户数和有贷款的户数比重提升还是很高的。 对于解决小微企业首贷难的问题，李均锋认为，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解决缺信息问题。银保监会正在打通金融信用信息和政府公共信息、企业信息，在各地推动组建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平台，有的是以省为单位，有的以地市为单位，目前做得比较好的像浙江等地方，都在全省整合小微企业的信用信息。 二是解决缺担保、缺抵押问题。当前银保监会正在大力推动政府性担保机构发挥作用，提高政府性担保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担保覆盖率，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要大幅度提高政府性担保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覆盖面。 “通过这两个主要手段，解决小微企业首贷中的缺信息和缺信用的问题，我们认为还是比较有效的。今年以来，银行新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中，首贷户占到了16%左右，比去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李均锋表示。
民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既是我国市场主体基本盘，也是吸纳社会就业主力军。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关键是要直达广大民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而金融精准滴灌的前提是，必须要精准发现融资需求，明显降低对接成本，有效控制金融风险，这些都离不开有效的政银企对接活动。 中小企业融资是世界性难题。广大民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风险高，财务信息不健全，以及普遍缺乏抵质押物，这必然不符合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和有效风控管理的要求，传统上被认为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三大主因。因此，有效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必然要从节约成本和降低风险两端入手。从成本端，要精准发现企业的融资需求，通过“多对一”方式，实现最大范围内的银企对接，提升企业融资可得性。从风险端，要通过大数据分析和风险算法改进，引导商业银行实质重于形式，更多依靠第一还款来源来管控企业融资风险。 实践中，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遵循两条技术路线。前者，各地陆续建立的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即由地方人民银行、银保监局、金融办等推动，线下引导银行入驻基层政府政务中心，线上开发银企融资对接二维码，金融管理部门在后台通过限时对接要求，以及督办评价通报等方式，实现融资需求“一码”对接，融资信息“一键”送达金融机构，方便民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足不出户即可提出融资服务申请，推进资金找企业的“一码贷”。后者，商业银行推进征信报告、税务信息、业务流水、生活缴费、网络交易等客户相关数据应用集成，并结合供应链、大数据和风控算法分析，加大了线上信用贷款的开发和推广。 这些，都需要深入有效的政银企对接活动。从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推广应用看，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发挥工作枢纽作用，一方面是通过基层政府多维度行政管理触角，精准发现迫切存在融资需求的民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极大地降低金融机构发现融资需求的成本；另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管理部门督促金融机构主动对接，并定期评价通报对接效果，提升民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可得性。从商业银行利用大数据集成来分析和管控信用风险看，也需要金融管理部门和基层政府对银行所需数据进行大力整合和有效贯通。 为进一步提升金融精准滴灌民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实际效果，结合各地实践和效果，有必要探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统一开发标准化的银企对接系统，明确标准化的工作程序和管理要求，在全国集中、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推广活动，全力提升首贷续贷中心的社会认知度。同时在基层有序组织“走街道”“走商圈”“走园区”“走协会”等系列政银企对接活动，引导商业银行围绕客户需求，开发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工具，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宣传国家的各项普惠金融政策，真正服务广大民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还要进一步明确基层政府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考核要求，细化考核指标，推动基层干部走出去，提高参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而政府搭台，银行和企业对接，就是通过“政府介绍政策”“银行宣讲服务”“企业反映需求”，努力推进民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的精准对接，打通“最后一公里”，实现金融直达实体经济。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靴子”落地后，消费金融行业或迎来新一轮洗牌。《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面对民间借贷利率重划红线，当前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等机构正在加速业务转型，调降贷款利率，收紧风险较大的长尾客群，强化风控机制，压降业务成本。有小贷机构直言，“由于无法覆盖风险，日后或将很难开展无房产抵押贷款业务。” 业内指出，包括京东白条、支付宝花呗在内的市场常见借贷产品背后，放贷主体大多是消金公司或小贷公司，伴随利率调低，未来花呗、微粒贷等消费金融产品的还款利率也可能随之调整，向民间借贷利率“并轨”。而随着利润空间大幅压缩，部分规模小、风控能力差的机构或将加快被市场淘汰。 金融机构利率下行成趋势 日前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明确，“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不过专家表示，考虑到实际操作情况，《规定》仍将对一些科技实力弱、资金成本高、借款利率较高的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科技企业、小额贷款公司，甚至银行信用卡业务产生较大影响。 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信用卡和消金公司属于持牌金融机构，不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但实际判决中可能会出现参考民间利率的情况。“大家的普遍印象是，持牌金融机构不可能比民间利率还高。”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坦言。 根据目前一年期LPR的四倍计算为15.4%的情况，小额贷款公司、多家银行信用卡、消费金融公司的很多贷款产品利率都已“超线”。例如某头部消费金融公司App显示，该公司消费贷、随心贷等产品的年贷款利率为16%至24%不等。另一家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主打产品显示年化利率为23.94%。微信旗下“微粒贷”年化利率为16.42%。银行信用卡透支取现利息多数按万分之五计算，亦达到年化18.25%，均远远高出《规定》中提出的15.4%的司法保护利率上限。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金融机构的利率下行是必然趋势。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表示，新《规定》虽然没有对金融机构设定利率上限，未来可能仍会通过类似的监管模式限制其利率过高。他预计，监管将会给这些机构留一个缓冲期，而对于利率在24%-36%之间的新增产品，则可能停发。 机构急寻突围方案 市场加速洗牌 对于借贷利率上限可能面临的大幅下调，机构普遍表示有压力。同时，多家机构明确表示已在内部开会讨论压降成本，使业务可持续发展。 某银行系消费金融机构负责人表示，公司通过银行、信托以及发行ABS等渠道获得资金的实际综合年化融资成本约在8%左右，加之运营、坏账处置、营销等费用所对应的成本也达到约11%，因此整个业务运营成本在20%以上。“为了应对民间借款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下调，我们只能争取在降成本上下功夫。”他指出，目前公司正计划通过业务“线上”智能化操作，优化客户结构，以及争取发行更大规模的消费金融ABS等方式“开源节流”，从而令贷款业务能在利率红线以内实现盈亏平衡。 相较银行以及持牌的消费金融“正规军”，小贷公司处境则更加艰难。一家北京地区小贷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新规出台后，公司已展开紧急业务调整，对公司整体的经营预期、经营形势作重新评估。他表示，利率降低后，由于收益无法覆盖成本，基本上凡是“过桥”类的、高风险的贷款业务，比如无房产抵押类贷款，以后将很难开展。 多位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面对借贷利率的调整，消费金融行业或将迎来新一轮“洗牌”。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长期来看，未来金融行业放弃部分高风险用户是大概率事件，发掘优质客户人群将成为各家争夺的重中之重。科技实力强的金融机构、拥有优质客户的头部助贷平台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消费金融产品利率或随之下调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消金公司、小贷公司等机构贷款利率调低，下一步，花呗、京东白条等消费金融产品的还款利率也可能会随之调整，向民间借贷利率“并轨”。 据了解，当前蚂蚁花呗、借呗以及京东白条等消费金融产品，背后的资金方大多来自小贷公司。例如，蚂蚁花呗的主体是重庆市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京东白条的主体是重庆两江新区盛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肖飒分析称，若电商的消费贷放款主体是网络小贷公司、传统小贷公司，则受到本次利率上限调整的影响，利润空间大幅压缩，甚至有些商业模式基本跑不通，面临巨大挑战。人大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顾雷也表示，利率上限调整后，机构压力大，但对于借款人来说应该是利好消息。 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金融业分析师王一峰举例称，当前，蚂蚁借呗的日息为0.04%至0.05%，年化利率为14%至18%，微粒贷日息最高约0.05%，年化利率最高至18%，其他互金公司年化利率往往超过24%。“从现有互联网公司业务来看，头部公司利率水平接近司法保护上限，具有调节空间。”王一峰说。
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8.4%，五家大型银行较年初增长34.6%。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94%，较2019年全年平均利率下降0.7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截至6月30日，不良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0.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9.25%，不良率2.99%，较各项贷款不良率高0.88个百分点。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通过改革开放、科技赋能和加强管理，普惠金融正逐步实现精准滴灌，信用风险总体上完全可控，服务质效和风险管控同步提高。 截至6月末，全国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3100多亿元。334个深度贫困县各项贷款增速高于全国贷款平均增速3.73个百分点。全国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4735.4亿元，惠及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1/3以上。83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99.6%。农业保险向43.8万户贫困户支付保障赔款6.1亿元。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发布。作为民间借贷合同中的核心要素，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此次《规定》修正的重要内容之一。《规定》明确，取消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而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作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 专家认为，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利国利民，不仅有助于减少涉贷纠纷、涉贷违法，而且有助于引导融资成本下降，进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 有效减少借贷纠纷 最新的民间借贷利率“保护线”是多少？中国人民银行8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85%。据此计算，调整后的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年利率15.4%。 据了解，在此之前，国内民间借贷的法律“保护线”为“两线三区”模式，即：对出借人起诉要求借款人支付利息的，年利率24%以内的予以保护；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年利率24%至36%之间的利息，人民法院不予干预；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则被认定为无效，借款人有权请求出借人返还超出部分的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贺小荣表示，民间借贷是多层次信贷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民间借贷作为民事主体从事的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在前期调研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于以‘民间借贷’为名，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而面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的行为意见较大，此类行为容易与‘套路贷’‘校园贷’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地方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生活安宁。”贺小荣强调，如果当事人约定的利息过高，不仅导致债务人履约不能，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和道德风险，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设置了利率保护的上限。因此，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对于引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引导融资成本降低 那么，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定为多少合适，又为何选择“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作为标准呢？ “如何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确实比较复杂。”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周光权表示，利率过高，借款人还款困难，会导致一些道德风险；利率过低，出借人积极性不高，又会引发融资困难。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郑学林表示，最新规定主要考虑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历史沿革、市场需求以及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等因素。“确定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作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有助于人民群众对此标准的理解和接受，也体现了司法政策的延续性，同时，这一标准也接近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郑学林说。 贺小荣进一步指出，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也不是越低越好。可以说，《规定》是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更加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随着中国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金融及资本市场都应当为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服务。从中长期看，激发小微企业等微观主体活力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有助于实体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而民间借贷与中小微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导整体市场利率下行，是当前恢复经济和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举措。”贺小荣说。 夯实健康发展基础 从长远来看，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有利于互联网金融与民间借贷的平稳健康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必然会逐步下降，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将伴随着国家普惠金融的拓展而逐步趋于稳定。因此，过高的利率保护上限不利于营造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符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贺小荣说。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文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利率长期走低的大环境下，适时调整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符合时宜，也有利于民间借贷市场健康发展。 “理论上，只要借贷合同是双方基于自愿、平等的情况拟定的，利率高一些或低一些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实践中，一方面，民间借贷往往风险较大，所以出借人索要的利息就高；另一方面，高利息之下，按时还款的借款人相当于为恶意违约的借款人买了单，这也造成了市场的逆向淘汰。”吴文锋说，“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扎实畅通融资渠道，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最终让民间借贷更好地在资金市场中发挥作用。
除丹东银行外，其余5行资产规模均破千亿，盛京银行更是已破万亿大关。 根据银保监会网站8月21日披露的公告，辽宁省共有包括盛京银行、丹东银行、辽阳银行、朝阳银行、阜新银行、葫芦岛银行在内的6家城商行，于当日迎来7名新任重量级的高层管理者。 作为一家资产规模破万亿的港股上市城商行，盛京银行行长沈国勇、副行长张珺的任职资格于同日获核准。行长助手注意到，今年7月6日晚间，盛京银行对外发布公告，该行原行长肖瑞彦因“工作变动”，已辞任该行行长。同时，盛京银行董事会聘任曾任沈国勇为行长，待辽宁银保监局核准其任职资格。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值得注意的是，从被聘到辞任，肖瑞彦尚未在盛京银行行长一职上待满半年。作为继任者，沈国勇今年49岁，是一名“70后”，已在银行业工作28年。沈国勇于2019年1月获委任为盛京银行副行长，并于今年2月获委任为该行常务副行长。在此之前，沈国勇自1992年7月毕业于中国金融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后，在中信银行工作超过26年，历任该行总行机构业务部总经理、总行保理业务中心总经理、哈尔滨分行党委书记及行长等职务。 作为一名女性管理者，张珺现年49岁，拥有超过27年的银行业务及风险管理经验。在2019年8月加入盛京银行前，张珺分别有约10年的建设银行和约17年的光大银行从业经验。就在约两周前的8月7日，张珺刚被辽宁银保监局核准为盛京银行旗下盛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资料来源：盛京银行2019年年报） 一同到来的还有辽阳银行董事长汤卫东。辽阳银行于1997年3月在原辽阳城市信用联社的基础上组建而成，截至2019年末，该行总资产为1276.3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16%。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朝阳银行行长张国华也于同日履新。根据朝阳银行2019年年报，今年4月28日，张国华被该行董事会聘任为行长。而从2017年5月起，张国华一直担任朝阳银行副行长。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公开资料显示，朝阳银行总部位于辽宁省朝阳市，2008年6月组建朝阳市商业银行，2011年4月更名朝阳银行。至2019年年末，该行资产总额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019.8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93%。 除上述4人外，丹东银行董事于浩然、阜新银行独立董事陆贵名、葫芦岛银行董事李玉林亦于8月21日履新。而除了丹东银行2019年末总资产未及千亿（847.03亿元）外，阜新银行和葫芦岛银行2019年的总资产分别为1672亿元和1087亿元。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网站） 行长助手注意到，根据辽宁纪检监察网8月3日对外发布的公告，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葫芦岛银行行长王学伶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学伶落马也引发了地方金融业的震动，17人因造谣被当地警方处理。
“绍兴全市银行机构已走访对接企业1025家，其中298家企业已获首批授信支持。全市累计对3404户无贷户小微企业发放首贷133亿元，占全部贷款新增的13%。”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喻晓岚向经济日报记者介绍了绍兴市首贷工作开展情况。据介绍，日前，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联合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小微办印发《绍兴市全面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暨首贷户培植“春风行动”方案》，绍兴市辖内银行进入街道、乡镇走访企业，逐户建立首贷工作台账和培植帮扶档案，目前已经梳理出绍兴市无贷户小微企业名单10万家。 如何确保新增信贷资金流入小微企业，提高银行贷款首贷率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所谓的首贷，是指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报告中无贷款记录的企业首次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目前我国约有小微企业3000万户、个体工商户7300万户。而从银行获得贷款的约为1800万户，仅占17.5%。也就是说，超过80%的民营和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未从银行体系获得贷款。”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数据显示，民营和小微企业获得首次贷款后，后续再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将大幅提高，而且贷款利率有望下行，贷款审批下达速度也将加快。“应加快落实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各项政策措施，确保中小微企业融资获得感明显增强，首贷率、续贷率显著提高。”董希淼说。 “我们也会研究考核首贷率，让更多从来没有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能够从银行获得融资。”中国银保监会首席检查官杨丽平表示，今年银保监会已继续要求银行对民营小微企业提供支持。“我们已经要求5家国有大型银行，2020年上半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力争不低于30%，在去年的基础上，政策性银行将增加3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以优惠利率向民营、中小微企业发放。今年各银行金融机构对个体工商户的贷款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力争再增加5000亿元以上。” 除了出台支持小微企业政策，中国银保监会还采取措施，积极引导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 5月23日，中国银保监会提出，积极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和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加大制造业支持力度，强化对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金融支持，积极引导和督促大型银行发挥“头雁”作用，提升服务制造业的战略层级。明确“全年制造业贷款余额增速不低于5%，年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比年初提高1个百分点，信用贷款余额增速不低于3%”的“五一三”任务，推动大型银行加大对制造业的资源倾斜。 制造业企业对资金需求的特点是贷款需求量大、用款周期长，制造业企业健康发展离不开稳定的中长期贷款支持。7月20日，中国银保监会召开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提出大幅增加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资金支持。 目前，已有多家银行制定出支持制造业企业的信贷政策。7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金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通知》制定了二十条具体措施完善支持制造业发展的长效机制。“邮储银行海南分行将进一步加大制造业信贷资源配置力度，优先满足制造业贷款规模需求，在贷款定价审批时予以重点支持和倾斜；采用平行作业、项目预审和绿色通道等方式加快授用信审批，加大对制造业中长期授用信的审批支持。”邮储银行海南分行行长李斌表示。 实际业务中，商业银行管理房贷比给制造业企业发放贷款更轻松、容易。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还需要更多的商业银行转换经营理念。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斌说：“商业银行要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商业银行需要探索新的服务模式来更好地服务制造业的发展。监管层还需要加强监管和检查，防止银行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楼市。”
沿街吆喝的小贩、转角路口的车马、行人如织的街道……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武汉这座充满了无数英雄与故事的城市，再一次恢复了江城独有的“人间烟火”。 7月，商务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小店经济推进行动的通知》，旨在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点亮”小店经济。作为城市总体经济的“毛细血管”，小店不仅关乎着个人和家庭的生计发展，更承载着城市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希望。 在数字化科技转型的大趋势下，涌现出许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深入小微商铺的扶持与帮助中。其中移卡作为以支付为基础的领先科技平台，2020年6月在香港主板上市(09923)，秉承着“科技创新，为商家和消费者持续创造价值，共建美好未来”的企业价值理念，移卡在“小店力量”计划开始后，不仅发放2000万手续费补贴，还为小店商户免费提供疫情保险和贷款扶持。并从获客营销、客流转化、活动策略等角度策划网络直播课，为小店店主提供系统的经营培训。今年疫情期间移卡推出全新产品“约惠圈”，提供线上优惠券平台，助力小店建立自有流量池进行拉新。可见，移卡为满足小店店主各种需求，提供了一站式经营“最好用的生意工具”。 武汉东大门包子店，在疫情期间闭店长达6个月。包子店老板李先生无奈说道：“真的没办法，很多邻居给我发微信说，想我们家包子了，可是不等到绝对安全放心的时候，我们当时真的没法营业。” “您已收款，5元。”正说着，身后的“移卡好生意播报音箱”响起了收款声，疫情过后，李先生开始使用好生意平台专属二维码牌，每次收款不用再专门找对应软件的支付方式，还配备有防止漏单漏款的播报音箱。 在移卡好生意的助力下，小微店主的工作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不仅为食客提供了支付便利与优惠措施，也让包子店在掌握获客信息与流量方面快人一步。 这只是移卡“小店计划”和旗下产品“好生意”助力下的一家小店，而像这样的小店，在武汉数不胜数。武汉中南一路的鸡排店今年4月中旬重新恢复营业，相比于疫情前，客流量和销售额都下降了一半，为了提升销售额，老板姜先生用了很多方式，赠送饮料、发放打折券，却都收效甚微。 在疫情逐渐好转后，姜先生开通了移卡好生意的专属定制二维码牌和播报语音系统，在打通支付渠道与优惠模式的双重刺激下，店铺有了明显的客流提升，销售额也直线上升。 数据统计显示，移卡好生意平台武汉日交易笔数自疫情期间增长了30多倍，日交易笔数及增长速度远超其他城市，位列全国第一。 移卡旗下产品“好生意”作为聚合支付品牌，则致力于为小微商户打造最高效、最便捷、最安全的收款体验。基于支付场景，移卡好生意在提供安全、高效、便捷收款服务的同时，依靠大数据分析能力为商户提供增值服务，给商户 提供符合场景的多个产品组合方案，最大程度上实现商户的“智能运营”，极大减少了商户的运营成本与管理成本。 城市经济的复苏，离不开小店经济的基础，更离不开像移卡这样肩负社会责任感，善用科技赋能小微商户的科技企业。相信在不远的未来，移卡好生意将持续助力我国城市商户体系的经济复苏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