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7月3日电（记者 杜燕飞）为进一步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在前期公开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评价办法》），引导和督促商业银行全面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发挥监管评价“指挥棒”作用 确保金融稳企惠企政策落地见效 记者梳理，《评价办法》以“正向激励为主，适当监管约束，明确差异化要求，合理体现区分度”为指导思想，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并行、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并重、激励与适当约束并举”的原则，规定了以下事项： 一是明确评价内容，设置标准化指标。提出以信贷服务为主、覆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全流程的评价指标，对商业银行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情况、体制机制建设情况、重点监管政策落实情况、产品及服务创新情况、监督检查情况等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二是确定评价机制，规范评价组织方式及流程。按照法人为主、上下联动的原则建立监管评价组织机制，按年度实施评价；加强评价结果运用，充分发挥激励引导作用。三是明确评价结果的运用方式，突出与相关政策措施的协同联动，强化监管评价对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导向作用。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认为，与征求意见稿相比，《评价办法》整体改动不大，只在部分细项有所微调。 具体来看，在分值权重上，体制机制建设权重从15分增大到18分，主要体现出在组织机构建设、普惠考核权重以及内部资金定价三个方面的愈发重视；在赋分标准上更加注重量化，更好体现了“定量与定性并行，定量指标总分值高于定性指标”的原则，可操作性更强。 “《评价办法》的重点在于引导商业银行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力度，多维度促进建立健全敢贷、愿贷、能贷机制。”唐建伟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表示，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5月27日，金融委办公室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的第1条，即出台该《评价办法》。 银保监会表示，《评价办法》着眼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增量扩面”，提高首贷户、续贷、信用贷款数量，进一步健全完善敢贷、愿贷、能贷机制等要求，设置专门指标，发挥监管评价“指挥棒”作用，督促商业银行优化业务结构，完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畅通政策传导渠道，确保疫情以来金融稳企惠企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小微企业质效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和融资面临极大冲击。党中央、国务院迅速部署制定了一系列金融扶持政策，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由于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短期难以得到根本缓解，叠加小微企业资质相对较差、抗风险能力较弱，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以不动产抵押等方式为主，知识产权、应收账款质押等创新担保方式运用较少，与小微企业缺乏抵押物的现状有所冲突，导致了小微企业首贷难等问题。同时，小微企业融资具有单笔融资规模小、需求丰富频繁等特征，与商业银行原有服务大型企业积累起来的服务经验不相匹配。 “这就导致了小微企业难以充分获得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因此，《评价办法》的发布，有助于从资金供给端的商业银行发力，强化金融服务以支持小微企业平稳发展。”唐建伟告诉人民网记者。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近年来，虽然小微金融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但是，小微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评价办法》是促进金融平衡、公平发展的重要举措。 银保监会表示，出台《评价办法》，是建立精细化、系统化、长效化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机制的必要步骤。《评价办法》整合了近年来银保监会关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一系列监管政策要求，形成“一张清单、差别权重”的多维度综合化评价指标体系，引导和激励商业银行“补短板、强弱项”，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持续提升服务小微企业的质效。
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自2020年7月28日起实施。这是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宣布将于近期推出的11条金融改革措施中的第六条。 票据是中小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也是金融机构资金交易和资产负债管理的工具。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小企业票据融资的可得性和效率还有待提升。从金融机构资产交易的角度来看，票据个性化特征比较明显，价格形成机制较为复杂，标准化程度不够高。 为拓宽中小企业票据融资渠道，更好契合金融机构资金交易特点，央行引导市场机构积极探索，于2019年8月创新开展标准化票据融资机制试点，受到市场广泛关注和认可。自2019年8月上海票据交易所申报创设2019年第一期标准化票据以来，标准化票据便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目前，上海票交所已成功创设了四期标准化票据，累计创设金额13.80亿元。 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央行组织试点参与机构起草了《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于2020年2月14日至3月14日按程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明确了标准化票据的定义、参与机构、基础资产、创设、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监督管理等，规范标准化票据业务发展。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标准化票据以票据作为基础资产，联通票据市场和债券市场，有利于发挥债券市场的专业投资和定价能力，增强票据融资功能和交易规范性。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表示，《管理办法》出台后，将增加金融机构的配置品种，金融机构也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和供应链融资。 兴业研究分析师郭益忻认为，标准化票据的推出，打通了服务中小微企业、供应链企业的渠道，使得中小微企业在贴现之外增加了新的融资渠道。“还应当注意到，商票也已纳入了标准化票据基础资产，这体现了对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支持。”郭益忻分析，商票纳入标准化票据基础资产将实现中小企业与货币市场的直连和对接。票据产生于供应链，并且广泛运用于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之中。中小微企业运用商票先把供应链中的应收应付票据化，再利用标准化票据将票据标准化。 对于支持将票据作为基础资产打包后在债券市场流通，联通票据市场和债券市场，专家表示，标准化票据将票据作为基础资产打包后在债券市场交易流通，可充分发挥债券市场定价机制透明、风控管理成熟等优势，提高交易规范性。标准化票据是对票据现行交易机制的进一步优化，有利于增强票据融资功能和提高市场规范，实现资管产品对票据资产的主动管理和净值管理。从长远来看，标准化票据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票据市场规范发展，提升市场深度，更好发挥票据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和供应链金融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办法》将“标准化票据”定义为“存托机构归集商业汇票组建基础资产池，以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而创设的受益证券”。市场普遍认为，这明确了标准化票据不属于“信贷资产”，也意味着前期处于“试点”阶段的标准化票据基本被明确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这也代表着今后资管产品可以投资于标准化票据，票据市场的深度与广度将进一步扩展。记者 陈果静
7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下调了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这是央行今年第二次下调再贷款利率。对此，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体现出央行在结构性政策方面持续发力，有利于提升政策的直达性。未来货币政策发力仍有空间，将进一步调降政策利率，降低银行资金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让利。 7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下调了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其中，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此外，央行还下调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0.5个百分点，调整后，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为1.75%，金融稳定再贷款（延期期间）利率为3.77%。 这是央行今年第二次下调再贷款利率。此次下调0.25个百分点后，3个月、6个月和1年期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分别为1.95%、2.15%和2.25%。 调控更加精准有效 “当前，再贷款、再贴现工具已是央行结构型货币政策的核心和主要发力点。”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 今年以来，再贷款、再贴现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央行推出了3000亿元抗疫专项再贷款和1.5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此前介绍，截至5月30日，3000亿元的专项再贷款政策直接为防疫保供企业提供贷款，已为7400家企业发放了贷款2800亿元，剩余200亿元额度专供湖北。这些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是2.49%，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利率是1.25%。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支持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4800亿元。 6月初，央行又创设了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一个是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另一个是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分别提供了400亿元再贷款资金和4000亿元再贷款资金。 对于此次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体现出央行在结构性政策方面持续发力，有利于提升政策的直达性。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再贷款、再贴现是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箱的重要组成部分，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及再贴现利率，有利于降低银行从央行获取资金的成本，进而带动“三农”、小微企业等群体的融资成本下行，提升货币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王青认为，此次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将进一步增大这一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的吸引力，有助于迅速提升再贷款、再贴现余额，引导银行金融资源重点向民营、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精准投放。这在提升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效果的同时，也有助于避免大水漫灌的后遗症。 切实让利实体经济 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也是出于进一步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的考虑。 “央行精准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切实让利实体经济，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认为，此次央行调降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相当于定向“降息”，直接、精准地降低“三农”、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信贷成本。而此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降息”则是央行通过调降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引导金融机构下调贷款利率，不具有定向特征。 6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从主要措施来看，会议要求在数量和价格两个方面加大政策力度，一方面要维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进一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另一方面要继续引导利率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值得关注的是，会议还强调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和动力，防止资金跑偏和“空转”等。 “完善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机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仍是当前货币政策的核心基调，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温彬认为，前两次推出的8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基本投放完毕，本次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主要将在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中发挥降成本作用。 王青注意到，近期受市场利率中枢上行带动，转贴现利率大幅上行，已显著高于再贴现利率水平，扭转了此前的倒挂状态，这意味着当前下调再贴现利率的迫切性其实已有所下降。但央行此时仍然下调了再贴现利率，表明监管层已开始着手采取调控措施，释放持续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下行的信号。 政策发力仍有空间 对于接下来的货币政策走向，业内专家认为，未来政策发力仍有空间，将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周茂华认为，从目前国内外环境看，央行更倾向于采取结构性精准调控手段，避免过度宽松政策导致金融乱象及局部风险集聚。 王青预计，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创新还会围绕再贷款、再贴现设计，年内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央行近期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例会强调，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继续用好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用好新创设的直达实体工具。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信用贷款、制造业贷款比重。 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下半年，引导融资成本进一步下行仍是政策重点。王青认为，在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等总量指标保持适度扩张的过程中，下半年或将通过差别化“降息”，如引导1年期和5年期LPR报价差别化下行，更大幅度下降定向再贷款利率等方式，重点降低民营、小微企业等就业关联度高的市场主体的融资成本。 在业内专家看来，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发力的同时，总量政策仍有空间。央行强调，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周茂华认为，未来，央行仍有必要通过包括降准、降息及MLF在内多种工具，根据宏观经济、市场变化灵活调节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温彬建议，下一阶段要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继续通过降准、再贷款等方式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进一步调降政策利率，降低银行资金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让利，同时严控资金空转套利，确保信贷资源用于所需领域。
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到不到位，如今有了监管评价办法。7月1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评价办法》）。在业内看来，《评价办法》将有助于监管机构更加有效地运用监管政策手段，引导和督促商业银行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 据介绍，《评价办法》共六章三十二条，提出对商业银行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情况、体制机制建设情况、重点监管政策落实情况、产品及服务创新情况、监督检查情况等5方面综合评价。 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评价办法》整合了近年来银保监会关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一系列监管政策要求，形成“一张清单、差别权重”的多维度综合化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监管评价，将有效引导和激励商业银行“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提升服务小微企业的质效。 值得注意的是，5月27日金融委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的第1条，即出台该《评价办法》。早在去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要求建立分类监管考核机制，指导银行业机构夯实小微业务的内部激励传导机制，优化信贷资源配置。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近年来在“三个不低于”“两增两控”“提质扩面、增量降价”等监管政策引导下，小微金融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但是，在服务中小微企业过程中，普遍面临抵质押物少、信用信息不充分、风险偏高等问题，小微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评价办法》是促进金融平衡、公平发展的重要举措。 与此前小微考核方法相比，此次《评价办法》有何不同？在业内看来，《评价办法》对小微金融服务评价维度更加全面、评价标准量化程度更高，有利于提升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 兴业证券研究院金融组组长傅慧芳认为，《评价办法》中“信贷投放”评分占比近40%，意味着信贷投放是考核重点。另外，内容上仍延续此前“两增两控”要求，与此前监管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温彬表示，落实“六保”任务，离不开中小微企业的复工复产和平稳发展，这就需要小微金融更好发挥作用。《评价办法》激励银行提供差异化服务，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更好更有力地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本报记者 陆 敏）
金融开放非常重要，但是在开放的同时，也需要一些特定的政策机制，来保证开放的过程中，经济金融体系能够维持稳定。金融开放一方面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波动性的增加，如果控制不好金融开放带来的波动，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是金融开放中需要避免的。 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出现“大缓和”的现象，货币政策能够很好地维持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危机爆发后，我们发现货币政策也许只是控制住了通货膨胀，并没有控制住金融风险。所以，货币政策能否维持金融稳定？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实行了很多量化宽松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稳定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承受了这些政策的“外部性”，发达国家货币宽松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动性也很充裕，发达国家货币紧缩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和经济环境也出现了特别明显的收缩，这导致了一些不太好的结果。毫无疑问，中国要进行进一步的开放，但是怎样在开放过程中保持稳定？这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研究宏观审慎政策，中国的监管框架是“双支柱调控框架”，也就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共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当然，这个政策不是中国独特的研究，很多国际组织，包括FSB（金融稳定理事会）、BIS（国际清算银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都有很多的研究。 在一些场景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发挥的效力不一致，两者可以相互合作，同时发挥效力，维护宏观经济的总体稳定。 从金融渠道和贸易渠道的相对影响来看，贸易渠道表明，货币贬值能增加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和产出，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金融渠道也越来越重要，货币贬值的时候，很可能会鼓励资本外流，这是不利于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所以在分析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两种渠道的影响。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利用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不同的政策机制应对“资金流动突然停顿”的影响。金融市场开放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流的突然停顿。金融危机往往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大幅上升，这时从外部流入的资金就会突然停止，导致这个国家资产负债表产生一系列的恶化。 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外部资金突然停顿的时候，国内一些宏观变量会出现大幅的调整。货币政策可以帮助缓冲这个调整的过程，因为货币政策可以进行逆周期调节，但如果加上宏观审慎政策，可以进一步提高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另外，分析中我们发现，如果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从不太灵活的固定汇率，转变成相对灵活的浮动汇率后，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最终的结论是，金融开放的同时，需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共同作用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来支持和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作者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以来，金融对于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据了解，近期，央行、银保监会等部门出台包括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等政策，全力支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同时，地方政府出台多项金融支持政策，包括设立专项资金等措施来缓解外贸企业融资难；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采取措施不断加大资金供给，创新金融产品等举措，为外贸企业输送金融活水。 6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稳外贸工作座谈会时表示，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信贷、信保、担保等融资支持，纾解外贸企业流动性困难。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疫情仍在国外蔓延，国外重启经济的计划屡遭延迟，这给我国外贸企业的订单可持续性带来较大挑战。而在国内支持外贸企业复工复产的情况下，订单萎缩会造成库存的积压，进而将影响到企业的资金链，为此需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信贷、信保、担保等融资支持，着力解决外贸企业流动性困难，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支持。 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外贸企业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复工复产的问题，而是商品的流通以及资金的流动性问题，有必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融资支持，纾解外贸企业流动性困难，继续帮助外贸企业渡过新的难关，发挥金融稳外贸的作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纾解外贸企业流动性困难，需要创新企业融资渠道，在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短期资金融通便利业务的同时，拓展融资方式，为企业进出口提供中长期融资便利。金融机构可以设立外贸企业“单一窗口”融资服务、开展“出口池融资”业务等，保障外贸企业的信贷需求。 盘和林表示，同时，要完善外贸企业信用体系，建立企业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等，改善外贸企业信用状况，如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建立外贸企业信用档案，收集和保存企业的信用记录等，提高外贸企业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 “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对外贸企业融资扶持的法律法规。”盘和林表示，一方面，国家应出台政策，如适时扩大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试点范围，海关总署积极支持扩大进口稳定出口、优化税收征管，通过不断完善政策措施，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积极健全外贸企业财务信息公开和多样化融资信贷制度，进一步完善与外贸企业投融资相关的法律环境，构建信用担保法律制度体系，规范外贸企业的发展，完善金融机构风险投融资法律机制，激发外贸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郭一鸣表示，对于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应该从政策多样性上给予支持，比如，扩大支持外贸企业融资范围，积极利用和落实此前的专项信用贷、再贷款等。 “接下来的对策关键还是要稳定国际供需链条，充分挖掘释放国外被抑制的需求，引导订单有序回归正常，削减复工复产积存的库存，缓解流动性紧张问题。”刘向东表示。（记者 包兴安）
近年来，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互联网金融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互联网金融在创新机制与理念、促进金融市场公平效率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比如，进一步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等。但也要看到，网络技术漏洞、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管难度升级等因素，也使互联网金融发展存在诸多风险。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的伦理关系以及参与的规范和准则等，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人们主要就互联网金融机构、相关从业人员以及参与群体在从事金融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等方面进行探讨。同时，互联网金融规模、服务、种类的快速增长，亦亟需构建起较为完善的互联网金融秩序。对此，需多方入手，积极探寻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有效路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 促进金融资源公平。互联网金融活动具有显著的虚拟性，交易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等现象，而增进参与个体之间关系和谐稳定、交易公正平等，是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需在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公平方面下功夫。在政策供给上，要让金融发展惠及每一个个体，更好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政策，比如，坚持普惠金融，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领域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支持，丰富各种类型的互联网金融服务等，正意在于此。在制度建设上，需秉承公平原则构建合理的互联网金融制度，既要增加交易双边的信息获得效率，提高双边信息平等性，又要破除金融垄断，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因此，需创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 建立健全信用体系。信用是互联网金融的基石，在互联网金融活动中，诚信准则主要表现为资产信用与道德信用。目前，部分互联网金融平台缺乏金融诚信与网络诚信，甚至向投资者提供虚假信息，破坏了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公平有序，导致守信的金融主体利益受损，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对此，要抓紧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信用体系，加强监管运行的透明度，建立和完善互联网金融信用体系中激励与制裁的相关制度；强化金融机构的信用意识，积极开展诚实守信等业内宣传，引导培育金融机构主动承担信用体系建设的责任；提升网络个体道德水平，在加强良好信用习惯培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网络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中降低守信成本、增加失信成本。 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互联网金融伦理的建设，不仅需依靠不断加强从业自律，也有赖于对行为个体的外部约束，因此需抓紧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同时加强监管。具体来看，需构建现代化的金融信用体系，应在传统金融规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互联网金融交易虚拟化、信息化等特点，逐步建立以诚信、高效为核心的现代化金融信用体系，为交易活动创造良好的诚信环境；需制定互联网金融伦理规范体系，互联网金融平台要开展交易支付、众筹融资等其他业务，需通过监管机构的精准评估，包括资金安全、利率控制等方面，严格控制牌照发放；需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有效监管，统筹监管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形成内部教育和外部监管的强大合力，确保金融系统良性运转。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近年来，不少互联网金融机构为追求短期回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服务力度不足，“脱实向虚”问题较为严重。要深刻认识到，互联网金融生存发展之道就在于服务实体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传统金融的有益补充，互联网金融必须回归本质，努力成为实体经济融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双边成本、推动业务升级、创新消费模式等措施，帮扶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有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还需大力整治“资金空转”等乱象，无论是完善制度、创新产品还是优化结构，都应积极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以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服务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为旨归。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现实地看，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金融脱媒现象较为严重，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加大。互联网金融相较于传统金融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当行为主体在网络空间中面对“利他”与“利己”的选择时，极易陷入“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同时，技术复杂、模式多元、主体分散等因素，使得互联网金融活动的监管难度加大、风险管理复杂。对此，需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就是一个有效有力的重要抓手。互联网金融机构要在加强外部监管与完善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固本培元，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扎扎实实抓好党的建设，加强纪律教育，加强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并将其贯彻于互联网金融活动的始终，使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加强从业自律。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
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自2020年7月28日起实施。这是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宣布将于近期推出的11条金融改革措施中的第六条。 票据是中小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也是金融机构资金交易和资产负债管理的工具。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小企业票据融资的可得性和效率还有待提升。从金融机构资产交易的角度来看，票据个性化特征比较明显，价格形成机制较为复杂，标准化程度不够高。 为拓宽中小企业票据融资渠道，更好契合金融机构资金交易特点，央行引导市场机构积极探索，于2019年8月创新开展标准化票据融资机制试点，受到市场广泛关注和认可。自2019年8月上海票据交易所申报创设2019年第一期标准化票据以来，标准化票据便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目前，上海票交所已成功创设了四期标准化票据，累计创设金额13.80亿元。 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央行组织试点参与机构起草了《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于2020年2月14日至3月14日按程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明确了标准化票据的定义、参与机构、基础资产、创设、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监督管理等，规范标准化票据业务发展。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标准化票据以票据作为基础资产，联通票据市场和债券市场，有利于发挥债券市场的专业投资和定价能力，增强票据融资功能和交易规范性。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表示，《管理办法》出台后，将增加金融机构的配置品种，金融机构也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和供应链融资。 兴业研究分析师郭益忻认为，标准化票据的推出，打通了服务中小微企业、供应链企业的渠道，使得中小微企业在贴现之外增加了新的融资渠道。“还应当注意到，商票也已纳入了标准化票据基础资产，这体现了对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支持。”郭益忻分析，商票纳入标准化票据基础资产将实现中小企业与货币市场的直连和对接。票据产生于供应链，并且广泛运用于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之中。中小微企业运用商票先把供应链中的应收应付票据化，再利用标准化票据将票据标准化。 对于支持将票据作为基础资产打包后在债券市场流通，联通票据市场和债券市场，专家表示，标准化票据将票据作为基础资产打包后在债券市场交易流通，可充分发挥债券市场定价机制透明、风控管理成熟等优势，提高交易规范性。标准化票据是对票据现行交易机制的进一步优化，有利于增强票据融资功能和提高市场规范，实现资管产品对票据资产的主动管理和净值管理。从长远来看，标准化票据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票据市场规范发展，提升市场深度，更好发挥票据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和供应链金融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办法》将“标准化票据”定义为“存托机构归集商业汇票组建基础资产池，以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而创设的受益证券”。市场普遍认为，这明确了标准化票据不属于“信贷资产”，也意味着前期处于“试点”阶段的标准化票据基本被明确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这也代表着今后资管产品可以投资于标准化票据，票据市场的深度与广度将进一步扩展。记者 陈果静
新华社郑州6月26日电（记者刘怀丕）记者从河南省发改委获悉，河南省决定对承租国有房屋的各类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上半年3个月房屋租金。 疫情之下，河南拿出“真金白银”助中小微企业。截至5月底，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已为中小微企业减免房租2.13亿元。这次免租的实施主体是国有房屋权属单位，包括出租房产的在豫各级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高校、研究院所等行政事业单位。主业为餐饮、住宿、旅游、教育培训、影院剧场等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且自收自支的国有房屋权属单位，可与承租人协商确定具体减免标准。 为确保最终承租人受益，河南省规定，房屋由承租人直接经营的，由权属单位和承租人签订房租减免协议。涉及房屋转租、分租的，房屋权属单位应协调承租人、转租人、分租人等关系，逐级签订房租减免协议。 河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尚未支付房租的，房屋权属单位直接给予减免；已经预收房租的，由房屋权属单位予以退还或抵顶后期房租；房租已上缴国库的，由国有房屋权属单位按国库和非税收入管理相关规定办理退库后，退还承租单位。 （责任编辑：马欣）
“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让众多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4月，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9066亿元，其中今年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4857亿元。税务部门“减”税费，“加”服务，以换取企业效益的“乘法”，为市场主体注入了信心。 税费减免 稳市场主体 受疫情影响，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不少企业困难凸显。如何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措施，从降成本、减负担、稳外贸等多个方面给予企业支持。 “放水养鱼政策持续加码，减税降费力度不断加大，无疑给广大企业注入了‘强心剂’。”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总裁倪海琼说。 “今年，针对疫情出台的减税降费新政，仅养老、失业等4项保险费就直接减负260多万元。”公司财务总监王飞表示，税费优惠不仅有效减轻了企业资金压力，更提振了发展信心，增强了企业渡过难关的底气。 “减税降费不仅为企业自身带来了利好，还让企业更放心地扩大就业。”江苏舒欣扬电工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丁琳说，企业从去年6月份开始，陆续招聘了4名下岗人员，当时就享受到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2万多元的税收优惠。作为小微企业今年又可享受2万多元的社保费减免，目前随着税费政策的落实和复工复产的推进，企业的销售规模回到了去年同期水平。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平表示，今年减税降费预计全年为企业减负2.5万亿元。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有助于消除疫情不利影响，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提振市场主体复工复产、复市复业信心，助力市场主体纾困、生存和发展。 服务升级 解资金难题 据统计，疫情发生以来，税务部门先后推出54项办税缴费服务措施，依法延长2月~5月的纳税申报期限，不断加大“非接触式”办税缴费力度，便利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成都郫县满江红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是该区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的重点企业。受疫情影响，2月份，该企业营业额环比减收超过七成，遇到资金投入压力大、生产周期长等困难。 通过当地税务部门的“云”辅导、“云”办税，该企业享受了捐赠金额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进行税前扣除的优惠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约1.4万元。 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资金回笼慢、流动资金少等难题，税务部门联合银保监会升级“银税互动”融资支持，为企业提供优惠力度更大、办理方式更简便的信用贷，化解资金链“难点”。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国小微企业共获得“银税互动”贷款金额1816亿元。 丽江馨雅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享受到“银税互动”红利的一家企业。受疫情影响，该企业营业额下滑90%以上。获悉情况后，当地税务部门立即安排专人对接，通过“纳税E贷”帮助企业获得20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及时缓解了资金压力。 “政策支持下，我们留住了293名员工，恢复了生产运营。”该公司副经理王晓燕说。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进一步落实“四力”举措，不折不扣把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巩固拓展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税费服务措施，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复工复产、复市复业。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微企业是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也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新创业创造的重要力量，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一时停滞，面临较为严峻的困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要求“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相关部门也积极出台支持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多地下发配套措施应对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的冲击。政策利好频出，如何将这些利好传导至微观个体、实现对不同处境的中小微企业精准施策，是银行业需切实发力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银行业在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过程中，存在一些现实问题：银行的传统信贷模式主要基于对企业的资产规模、财务状况、经营情况、信用历史等方面的综合评估，而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财务透明度不高和管理规范性不足等问题，银行很难获取相关信息；由于风险识别和控制难度较大，银行往往需要足值的抵押担保，而中小微企业普遍资产规模小、可抵质押资源不足；针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难以满足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中小微企业的实际需求。 更好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助力其抗疫复产、渡过难关，银行业需树立“四种思维”。 树立纾困思维。要以纾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助力复工复产为首要目标，对不同经营状况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重点加大对企业“首贷户”的信贷投放力度，扩大服务覆盖面，主动调查、研判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和融资状况变化，更好分析“首贷户”的融资需求，有针对性地设置授信审批条件；用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合理定价，降低其融资成本；关注中小微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发展状况，区分不同类别，精准施策。 树立合作思维。银行业要积极开展内外部合作。一方面，加强与外部单位的合作，主动对接税务、市场监管、社保、海关、司法等方面的大数据服务平台，实现中小微企业基础信用信息共享。另一方面，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小银行应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力。政策性银行要发挥政策引领和逆周期调节作用，用好资金成本优势；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发挥融资主力军作用，积极下沉金融服务；中小银行要发挥熟悉当地客户资源、贴近中小微企业的优势，拓宽普惠金融资金来源渠道。 树立科技思维。银行业要积极利用科技手段创新金融服务方式，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畅通信息渠道，通过记录并挖掘企业上下游、生产经营、信用状况、商品流、资金流等方面的信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同时，探索建立包括企业需求挖掘、风险评估、综合定价、非接触式服务及贷款管理的综合性普惠金融服务生态平台。 树立联动思维。银行业要运用好产业链联动效应，根据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等信息，为核心企业及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全链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有序推动全产业链加快复工复产。一方面，要加大对核心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支持，给予合理信用额度，鼓励其以适当方式减少对上下游企业的资金占用，降低上下游企业的资金压力和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可依托核心企业信用，大力推广供应链金融，为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无需抵押担保的订单融资、应收应付账款融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与此同时，还需不断健全完善相关机制，夯实制度保障，实现“金融活水”对中小微企业的精准滴灌。通过完善“四个机制”，把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落到实处。 一是完善风险分担机制。由于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对中小微企业开展贷款业务仍然存在“收益较难覆盖风险”的问题。银行业可主动对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地方政府性担保机构，建立健全“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以首贷、转贷、续贷等作为工作重点。同时，积极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开发为中小微企业增信的商业保险和其他增信类创新产品。 二是完善营销管理机制。银行需完善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营销管理机制，根据市场特点，以客户为中心，调整工作方法和制度安排。从战略、理念、机制、科技、员工队伍及企业文化等方面，整体构建面向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模式，做到产品贴近需求、服务贴近客户、机构贴近市场。一线机构要深耕中小微企业市场，做深做透社区银行营销模式，同时在客户开发、维护方面推行客户群管理和客户分层管理，实现精准获取客户。 三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制定独立的信贷政策和计划指标，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完善绩效考核方案，适当降低利润考核权重，并可给予适当的激励措施，确保国家和地方的普惠金融政策更充分地传导到中小微企业。 四是完善包容审慎机制。进一步落实差异化监管的政策，优化中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分类制度，提高中小微企业的不良贷款容忍度。全面落实授信尽职免责的政策，细化尽职免责办法，探索建立宽容失败的相关机制，进一步激发银行业从业人员做好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积极性。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施 宏 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 在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中，由于中小微企业生存状况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紧密相连，有效解决其面临的房租较重、资金紧缺、供销不畅等现实问题应该成为重中之重。目前相关部门和地区陆续出台了不少扶助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措施。建议在不强调GDP指标的同时，还要结合“六稳”“六保”的总体要求，细化绩效考核指标，切实把各级政府的注意力引向包括扶助中小微企业等在内的中心工作上来。同时，加强内部审计监督和外部监督，对于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或变相加大中小微企业负担的做法加大惩戒力度。
针对疫情期间贷款融资担保难问题，浙江丽水银保监分局近日要求当地小法人快速制定专项扶持方案，加大企业扶持力度。要求以清单困难企业的实际融资需求为出发点，精准授信，提高融资满意度，并向清单企业提供以信用贷款为主的融资解决方案，在利率上给予更大的优惠让利。 据介绍，丽水银保监分局根据困难企业清单，全面调查走访云和县相关企业，了解企业金融需求。浙江云和农商银行仅用3天时间便完成对清单内的57家企业走访，对接率达100%。截至目前，浙江云和农商银行合计给予困难企业清单上的55家企业授信14682万元，授信面达96.5%。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记者李延霞）记者从中国银保监会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6.03%，较2019年全年平均利率下降0.67个百分点。 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表示，今年以来，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一季度，制造业贷款平均利率4.32%，较年初下降0.46个百分点。对于如何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叶燕斐表示，要督促银行机构进一步加强负债端成本管理，不盲目竞争提高存款利率，避免高息揽储，推动银行负债端成本下降，进而引导贷款利率下降让利实体经济。 他表示，近期银保监会就银行机构结构性存款违规展业问题下发专项文件，要求银行科学审慎设计结构性存款，不得发行收益与实际承担风险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存款，避免银行机构盲目提高存款成本。 叶燕斐表示，要推进银行机构积极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减少人工管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要持续督促银行规范服务收费行为、合理确定资产端利率等。
近年，特别是疫情以来，金融部门密集出台政策，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明显缓解，但相当多企业仍然反映政策看得见摸不着，获得感不强。这种反差是因痛点堵点问题没有彻底解决造成的。应梳理痛点堵点问题，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从制度上探寻原因，精准施策，从根本上破解融资难题。 企业三大痛点堵点 我国民企融资70%来自银行贷款，故研究融资难要抓主要矛盾，重点聚焦间接融资。企业在贷款上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贷款短期化严重，和企业需求与偿还能力脱节。近年银行业对民企贷款绝大多数是一年期短期贷款，即便金融抗疫也是如此。但企业贷款需求则不然。据央行调查，80%的企业需要中长期贷款。以流动资金为例，企业不仅有临时性贷款需求，更重要的是中长期定额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定额流动资金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最低需要、需常年占用的流动资金。如棉纺制造企业每1万纱锭需要配套400万元流动资金等。银行对定额流动资金需求应提供中长期贷款，因为定额流动资金贷款企业要用实现利润归还，而绝大多数企业一年的利润不能覆盖贷款。如美国小企业局合作银行对小企业贷款一般是7年至10年。 其次，先还后贷机械、僵化，倒贷成本高风险大。贷款短期化属于期限错配，有重大风险，但可以通过展期或借新还旧缓解。然而银行展期和借新还旧政策过严，多要求企业先还后贷。贷款短期化，又要先还后贷，至少带来两大严重后果：一是人为地增加还贷次数和倒贷成本。如果企业需要5年期贷款，银行错配1年期贷款，那么五年内就要给企业增加4次还贷续贷；尤其是许多企业需要过桥，又大幅增加财务成本。据审计署报告，2018年393家企业过桥利率年息最低36%，最高108%。二是资金断档，极易导致资金链断裂。先还后贷存在时间差，续贷往往需要一两个月时间，且存在不确定性，造成企业资金“断档”甚至资金链断裂。 再次，无抵押物贷款难。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倾向于抵押物，企业没有抵押物很难获得贷款。 上述问题没有根本性改善，企业仍会喊渴。 某些重要贷款制度过严 三大痛点堵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是制度安排上出了问题。 某些重要贷款制度过严、脱离实际。首先，中期流动资金贷款制度严苛。例如期限过短。一些银行中期流动资金贷款最长3年，既不符合企业实际偿还能力，也和《贷款通则》中期贷款期限1年至5年的规定不符。又如还款方式单一。过去中长期贷款还款方式较为灵活，企业既可以一次性偿还也可以分期还款；后来取消了一次性还款，限于单一的半年一次还本付息，加大了企业还款压力，实际上提高了中期流动资金贷款门槛。 其次，展期和借新还旧政策“一刀切”、过严。展期是纠正短期化，避免资金“断档”和高息过桥等问题最简捷易行的方式，但展期制度过严。有的银行无论金额大小一律将展期权限集中上级行，尤其是一些银行没有意识到贷款期限错配的情况，不加区别地将展期一律列入关注类，导致基层行缺乏展期的积极性。因展期过严，即便贷款用于定额流动资金，也不得不先还后贷。 贷款短期化还可以通过借新还旧来纠正。例如2000年《不良贷款认定办法》规定，只要满足生产经营正常、有担保、重新办理贷款手续和周转性贷款等四个条件，借新还旧列为正常贷款。由于政策符合国情、区别对待，银行可以利用借新还旧帮助企业延长贷款期限，缓解期限错配，因而那时基本没有资金“断档”、高息过桥等问题。但2007年《贷款风险分类指引》收紧了借新还旧政策。该指引规定，“借新还旧，或者需要通过其他融资方式偿还的贷款应归为关注类。”这一规定有两个弊端：一是脱离了企业普遍定额流动资金主要来自短期贷款的国情，二是“一刀切”——不管贷款期限是否错配、不管企业效益好坏，只要借新还旧，贷款就要进入关注类。而划入关注会减少银行利润和正常贷款。这一政策出台后，银行出于自身利益一般不再办理借新还旧，要求企业先还后贷，由此引发普遍性先还后贷“一刀切”、高息过桥、倒贷频繁甚至资金链断裂等问题。 再次，银行考核激励机制不完善，尤其是尽职免责制度没有落地。 发达国家和地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方法就是用“看得见的手”弥补市场失灵，通过政策性金融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或贷款。主要有两大举措：一是设立专门的政策性信用保证机构为没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许多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均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80%至100%的政府担保。二是建立政策性中长期贷款供应和担保机制。如日本成立政策金融公库(JFC)，主要向中小企业提供中长期贷款，政策性金融公库中小企业贷款约60%期限超过5年。美国政府小企业局则为中小企业中长期贷款提供担保，最长25年。 我国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缺位，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几乎都是商业性的。绝大多数地区没有政策性信保基金，政府担保公司仍然要求抵押物或第三方担保。我国也没有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因政策性金融缺位，无抵押物贷款难和中长期贷款难长期得不到解决，也使得金融抗疫出现商业银行信用贷款单兵突进、政府性信用保证严重滞后的局面。 完善制度安排 解决上述问题，也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制度安排，对症下药，从根本上破解融资难题。建议： 完善贷款制度。首先，放宽展期制度，纠正借新还旧“一刀切”做法。一是纠正展期“一刀切”列入关注的做法。二是修改短期贷款展期期限累计不得超过1年的规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中小企业不能按期还贷，日本出台了以延期为主要内容的《中小企业金融顺畅化法》。根据该法展期的15万家企业有43%的企业延期超过5年。应借鉴日本经验，特别是根据我国贷款短期化严重实际，允许短期贷款展期期限累计超过5年。三是恢复2000年区别对待政策，即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借新还旧列为正常贷款。只要展期和借新还旧政策符合国情，可有效避免中小企业大面积资金链断裂；银行抽贷、期限错配、高息过桥和频繁倒贷等难题可从总体上迎刃而解。其次，出台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制度，鼓励引导银行业对制造业增加3年至10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再次，完善激励机制，落地尽职免责制度。 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解决中小融资难完全靠市场化行不通，应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用好“看得见的手”。建议每个省设立一家中小企业政策性信保基金，已设立的各级政府担保公司原则上取消反担保，彻底解决有发展前景但无抵押物的企业贷款难问题。将一家国有银行改为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主要提供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等政策性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