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重拳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行为。昨日发布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是首次以中办、国办名义联合发布的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专门文件，堪称国家级“围剿行动”，体现了更高层面对资本市场违法活动“零容忍”的重视，以及对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呵护、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无疑将提高执法司法体制的协调性，显著增强监管部门的执行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本市场改革向纵深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逐渐形成，市场生态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上的短板，如造假成本过低，立法周期较长，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个别地方在查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案件中存在保护主义倾向等，导致个别市场主体为了一己私利铤而走险，干出违法勾当。在此过程中，部分中介机构不但没有履行看门人职责，还沦为放风者和帮凶。要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秩序，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工作方针，从中央层面出台顶层设计，与行政、司法、地方等有关部门形成合力，从严从重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确保监管层“零容忍”重拳出击的效果。 此次出台的文件，围绕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作出了系统性、有针对性的安排，对于依法严厉查处证券违法犯罪案件，加大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增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平稳发展的信心，强化震慑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着力打造“升级版”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执法司法体系，到2025年，中国特色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更加健全，证券执法司法透明度、规范性和公信力显著提升，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高效顺畅；另一方面，针对资本市场执法司法面临的薄弱环节，在治标的同时解决治本问题，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小组，加强证监会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和执法合作，防范和约束办案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和干扰，发挥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派驻证监会的体制优势，加强一线侦查力量建设，加快办案、审判基地建设，通过犯罪地管辖或者指定管辖等方式，依法对证券犯罪案件适当集中管辖。另外，针对跨境证券违法活动有所增多的新形势，文件还强化了跨境监管的力度，明确了跨境数据流动的要求，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深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这一系列动作向市场传递出明确信号，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正受到空前重视。这也意味着净化资本市场环境将会是一项长期、持续性工作，监管部门将会硬起手腕，穷尽一切监管手段，使违法者依法该担的责、该受的罚一样都不少。 可以预期，“零容忍”将更加彻底地体现在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上。对违法行为露头就查， 让做坏事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将成为资本市场监管执法的常态。资本市场的监管红线会成为真正的“带电高压线”，资本市场改革发展面貌必将焕然一新。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称“全国碳市场”）上线事宜备受关注，随着上线时间的逼近，有关全国碳市场的交易方式、时段等细节内容逐一明确。 6月22日，上海环境(12.200, 0.20, 1.67%)能源交易所（下称“上海环交所”）就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事项发布公告，内容涉及交易场所、交易方式、交易时段、交易账户以及其他事项。公告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负责组织开展全国碳排放权集中统一交易。根据生态环境部的相关规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成立前，由上海环交所承担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下称“交易系统”）账户开立和运行维护等具体工作。 对此，一位熟悉碳市场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这份公告首次明确了全国碳市场的交易方式、时段等细节，主要是为了规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保护各方交易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市场秩序，“之后会公布碳交易市场的具体实施细则以及指引”。 首次明确交易方式 上海环交所此次发布的公告，首次明确了全国碳市场的交易方式以及交易时间等细节。 交易方式上，碳排放配额（CEA）交易应当通过交易系统进行，可以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方式，协议转让包括挂牌协议交易和大宗协议交易。 其中，挂牌协议交易单笔买卖最大申报数量应当小于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挂牌协议交易的成交价格在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10%之间确定。大宗协议交易单笔买卖最小申报数量应当不小于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大宗协议交易的成交价格在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30%之间确定。 交易时段与A股市场一致。前述公告显示，除法定节假日及交易机构公告的休市日外，采取挂牌协议方式的交易时段为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采取大宗协议方式的交易时段为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3：00至15：00。采取单向竞价方式的交易时段由交易机构另行公告。 公告同时明确，每个交易主体只能开设一个交易账户，可以根据业务需要申请多个操作员和相应的账户操作权限。交易主体应当保证交易账户开户资料的真实、完整、准确和有效。 根据部署，全国碳市场预计6月底启动上线交易。6月18日，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主持召开部党组会议，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的重要抓手。要深刻认识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的重要意义，做好上线交易启动仪式准备工作，积极谋划交易启动后各项具体工作，不断扩大全国碳市场的行业覆盖范围，推动全国碳市场的平稳有效运行和健康持续发展。 截至目前，全国碳市场围绕法律制度、技术规范和业务规则建立起来一套非常完善、体系化的制度。 在法律法规层面，《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于3月征求意见。今年3月18日，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陆新明曾透露，将推动《条例》立法审查进度，争取今年出台。在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国务院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拟制定、修订的行政法规中，包括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在部门规章层面，生态环境部年初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该文件比较正式、全面地涵盖了全国碳市场各个方面的关键要素、全流程的管理体系。在规范性文件和基础指南方面，围绕数据报告、配额分配方案，市场建设和运行包括登记、交易和结算等业务规则，构成了整个全国碳市场的制度体系。 目前，全国碳市场覆盖范围明确了八个高耗能行业于“十四五”期间逐步纳入，包括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和民航。在全国碳市场启动初期，将电力行业（纯发电和热电联产、燃气发电机组）2200多家企业作为突破口，纳入第一次交易主体，后面按照各行业的成熟情况稳步推进，成熟一个、纳入一个。而发电行业覆盖的碳排放量将近40亿吨，将会成为全球覆盖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欧洲方式的不同 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包含“碳交易”、“碳税”、“碳边境税”互补的“三支柱”体系。与我国碳排放交易的主要产品为碳排放配额略有差异。 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于2005年开启，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根据欧盟委员会官网的介绍，欧盟排放交易计划采取了“限额与交易”原则（Cap-and-Trade）。即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上限的前提下，内部各排放源可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放量，且该上限会逐年降低，最终实现减排目的。 换言之，如果企业能够使其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量，即欧盟碳配额（EUA），那么就可以将剩余的EUA放到排放市场上出售，获取利润；反之，它就必须到市场上购买EUA，否则将会受到重罚。 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类似的是，我国的碳交易的环节也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两类市场。一级市场主要为“配额的创造”，由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和委托机构管理，创造和分配碳排放权配额。二级市场的参与者则主要为企业和金融机构。 但两地在交易场所上有所差别。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分为现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在欧盟的现货市场中，减排企业将在碳交易所根据现货价格进行场内交易，或在场外直接与交易对手进行买卖，不通过交易所或做市商等中介。不过，场外交易的价格通常由交易双方谈判决定，由于不在交易所中进行，较场内交易有较大的违约风险。 从交易方式来看，在欧盟，拍卖（Auction）是分配排放配额的默认方法。28个国家（25个欧盟成员国和3个欧洲经济区/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在共同拍卖平台上拍卖其配额。但在发电部门之外，一些配额仍遵循“免费分配”的原则。 此外，上海环交所公布的交易规则存在类似涨跌停板的价格波动限制。而欧盟碳价（EU ETS）交易则没有价格限制，近年欧盟碳价攀升迅速，价格已经是疫情前的两倍还多。 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析，从覆盖行业来看，欧盟碳交易系统的行业覆盖范围由最初的电力行业及能源密集型行业，逐步向交通部门和钢铁水泥等特定产品的生产部门扩展。目前，初步纳入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覆盖行业的为电力行业。中国国际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核心专家组成员张建宇此前向第一财经透露，该范围将逐步扩大，最终覆盖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和国内民用航空等八个行业。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沃雷（Dominic Waughray）近日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未来国际社会应该向统一的碳市场靠近。“这将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跨国公司，你可以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遇见相同的机制，这不仅将为碳技术创造更大的竞争力，而且还通过国际合作减少所谓的‘碳泄漏’。如果没有统一市场，这家公司就可以搬迁到没有碳定价的市场去生产商品，这是一种风险。”他称。
各位代表：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的主要工作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容应对世所罕见的风险挑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必将激励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上！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履职尽责、积极作为，为推动重大工作部署、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法律保障，有效发挥了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的10个月，常委会认真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制定法律9件，修改法律13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8件，正在审议的法律案23件；听取审议35个报告，检查1个决定和6部法律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询问2次，开展专题调研6项，作出决议1项；决定批准或加入条约7件；审议通过39个任免案，依法任免国家工作人员259人次。 常委会工作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紧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对法治建设的呼声期盼，紧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法律需求实际，加强立法和法律监督，努力使各项工作更好围绕中心和大局、更好服务国家和人民。例如：强化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及时作出关于全面禁止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的决定，接着就这一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开展执法检查，随后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及时制定专项立法修法工作计划，成立专班分批推进30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坚决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根据香港形势发展对法律的需求，及时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和有关建议的报告，形成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并提请大会审议；助力脱贫攻坚战，加快推进“三农”立法工作，围绕脱贫攻坚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开展专题调研；持续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用3年时间完成污染防治领域最为重要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检查，特别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一年半即跟进执法检查，有力推动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用法治力量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检查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情况，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备案审查，今年还将修改反垄断法；为适应国家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法律支撑，审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草案，及时制定出口管制法，修改专利法；积极回应社会治理领域热点问题，社区矫正法出台之后，紧接着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等。这些工作，落实了党中央对人大工作的新要求，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法律支持和保障。 一、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常委会认真履行推动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的法定职责，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 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修改国旗法、国徽法，更好维护国家形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捍卫国旗和国徽的尊严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修改选举法，适当增加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名额，夯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适应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需要，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审议监察官法草案。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制定30多年来，进行首次修改，提交大会审议的修正草案，全面贯彻坚持党的领导政治原则，充分吸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的新经验、新成果，围绕人大组织制度、工作机制、运行模式，对大会主席团、委员长会议的职权和工作程序进行完善，充分反映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机构设置及其职能发生的新变化。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一定能把这两部法律修改好，成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确保人大工作高效运行的程序法，成为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保障法。 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法治秩序。2019年发生“修例风波”，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遭遇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受到严重挑战。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后，常委会迅速行动，于去年6月连续召开两次会议，审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决定将其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扭转了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的严峻局面。去年8月、11月，先后通过关于香港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本次大会将作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之后常委会将根据这一决定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打出一套法律的“组合拳”。人大将坚定不移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切实履行法定职责，为维护香港宪制秩序、打击“港独”势力、确保爱国者治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法律保障！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宪法规定，作出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表彰他们的崇高品质和卓越功绩。举办6次宪法宣誓仪式，任命和决定任命的23位国家工作人员庄严宣誓，引导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履行宪法使命。开展国家宪法日活动，召开第7个国家宪法日座谈会，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 做好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查工作。回应涉及宪法有关问题的关切，确保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符合宪法规定、宪法精神。2020年共收到报送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司法解释、特别行政区法律1310件，逐件进行主动审查。围绕疫情防控、野生动物保护、民法典实施、食品药品安全、优化营商环境等五个方面开展专项审查和集中清理，发现需要修改或废止的规范性文件3372件，督促有关方面及时予以纠正。做好依申请审查和移送审查，共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5146件，对属于常委会审查范围的3378件逐一进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其他建议分别移送有关机关处理。收到有关部门移送审查的地方性法规58件，督促制定机关修改或废止了27件。推动地方人大普遍建立听取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制度。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正式开通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为立法活动、备案审查提供基础支撑。 二、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顺应人民期盼，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适应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立法工作进入了一个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呈现覆盖广、数量多、节奏快、要求高的新特点。 加强公共卫生立法修法。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针对抗疫实践中暴露的法治短板，着眼于构建更加协调、相互衔接的法律体系，加快推进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修订动物防疫法等6项任务，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执业医师法、传染病防治法等11项任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加强法律宣传和实施，推动依法做好公布疫情信息、调配应急物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市场秩序等工作，用法治的力量守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加快国家安全立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维护国家安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要。常委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重点领域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制定生物安全法、出口管制法，修改档案法，审议海上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数据安全法草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这些法律，涵盖了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海外利益保护等领域，既是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律，也是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重大问题。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适应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修改国防法、人民武装警察法，制定海警法、退役军人保障法，审议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草案、兵役法修订草案、军事设施保护法修订草案，为国家领土安全、军事安全、国民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立法。制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契税法，修改专利法、著作权法，审议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印花税法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草案，作出关于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和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决定。这些立法，涉及财税、金融、知识产权保护、农业农村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就是要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法律保障。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制定一部体现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惯例、反映时代要求的自由贸易港法，就是要在法治轨道上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 抓紧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立法。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行政处罚法，审议反食品浪费法草案、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法律援助法草案、家庭教育法草案、教育法修正草案，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推动形成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良好社会局面提供了法律支撑。刑法修正案（十一）是近年来社会关注度最高的一次修改，补充修改47个条文，涉及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金融秩序、营商环境、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环保等方面，对社会关注的冒名顶替上学就业、抢控公交车方向盘、高空抛物、非法集资、刑事责任年龄等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直接回应。反食品浪费法草案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健康、理性、绿色消费理念。聚焦特定领域、特殊问题，积极开展“小切口”立法，拓展了立法工作方法和路径，标志着立法工作进一步向专业化、具体化方向发展。 继续完善生态环保法律。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推动生态环保法律制度集成创新，本届以来制定和修改长江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12部相关法律，作出1项决议，正在审议湿地保护法草案，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划定生态红线，守护绿水青山。去年12月通过的长江保护法，全面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是我国第一部全流域的专门法。这部法律用一年时间完成了起草，又用一年时间进行了3次审议，常委会还及时召开长江保护法实施座谈会，用法治力量推动实现长江母亲河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促进和保障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做好民法典实施相关工作。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常委会认真做好民法典实施准备工作，推动相关配套法规和司法解释的修改完善，阐释好民法典一系列新规定新概念新精神，带头做好宣传、推进、保障实施工作，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人民心里。 三、坚持寓支持于监督之中，依法开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始终把握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的原则，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推动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确保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依法行使。 强化计划和预算、决算审查监督。紧扣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突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听取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定期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跟踪监督经济运行情况，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大会批准的计划全面贯彻执行。贯彻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听取审议中央决算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2019年中央决算。听取审议关于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开展整改情况跟踪监督，推动有关问题切实整改。认真开展疫情防控税费优惠政策、减税降费专题调研，为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好各地疫情防控资金需要提供法律支撑。 深入推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制定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若干意见，推动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落细落实。开展全口径预算审查、全过程预算监管，强化“事前”监督，聚焦“事中”监督，做实“事后”监督。加强政策实施效果和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监督，建立听取政府预算绩效评价情况及相关部门重要政策和重点资金绩效情况通报机制，推动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完善政策和安排预算的挂钩机制。坚持“线上”监测与“线下”调研分析相结合，推进预算联网监督系统二期建设，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行预算审查监督职责提供便利。 认真履行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监督职责。作出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准确把握职责定位，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为更好监督国有资产管理提供法律保障。听取审议2019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关于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开展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监督调研，推动国务院深化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优化调整国有资本布局。开展健全国有资产治理体系专题调研，推进国资联网监督工作，用3年时间基本实现省级、设区的市级、县级地方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全覆盖的目标。 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紧盯经济运行重点难点问题，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科技创新、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脱贫攻坚、财政农业农村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的报告。首次听取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的报告，展现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标志着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工作迈出新步伐。 加强执法司法工作监督。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推动公安机关进一步提升严格规范文明公正执法水平。适应民事案件新特点、刑事犯罪新变化，听取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依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听取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推动提高民事审判质效和刑事案件办理质量，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有机统一，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围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回应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要求和期盼，常委会检查了关于全面禁止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的决定、野生动物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慈善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情况，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一决定一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宣传普及法律，紧扣法律规定推动法律责任落到实处。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连续3年先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实地检查22个省份的78个地市，召开74场座谈会，暗访170个单位和项目，梳理20类82个问题，点名曝光143个单位存在的问题。持续推进生态环保领域的执法检查，运用法治方式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力推动了生态文明理念、生态环保法律深入人心，凝聚起建设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美丽中国的法治力量。 扎实做好专题调研。把专题调研作为常委会开展工作监督的重要方式，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开展232次调研，形成了307个调研报告。其中，常委会组织开展“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若干重要问题、生态环保决议落实情况、珍惜粮食反对浪费情况、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险法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与改革等6项专题调研。“十四五”规划纲要相关专题调研历时4个多月，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精心组织，深入了解民族、国家安全、财政经济、教科文卫、侨务、环保、“三农”、社会保障等方面情况，形成22份专题调研报告。通过多种渠道、多种途径推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使调研报告有效服务人大监督和立法修法工作，也为中央和国家机关提供决策参考和工作参考。 四、坚持代表主体地位，支持和服务代表依法履职 牢固树立服务代表的理念，围绕密切常委会同代表的联系、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认真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工作“35条具体措施”，不断提高代表工作水平。 认真办好代表议案和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506件代表议案全部审议完毕，其中118件议案涉及的22个立法项目已审议通过或正在审议，168件议案涉及的58个立法项目已列入立法规划或计划。代表提出的9180件建议，交由194家承办单位办理并全部答复代表，代表建议所提问题得到解决或计划逐步解决的占71.28%。将181件代表建议涉及的9个方面问题确定为重点督办建议，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负责督办，有力推动了一批群众关心、社会关注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代表在闭会期间提交的400多件建议，交由98家承办单位研究处理，做到即收即办、逐件反馈。完善代表议案建议交办协调工作机制，协调解决意见最集中、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推动议案建议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暖民心的政策举措。 密切常委会同代表的联系。常委会组成人员直接联系439位代表，通过座谈、走访、电话、邮件、微信、参加调研等方式，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建议。推动代表深度参与常委会工作，邀请175人次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召开2次列席代表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探索建立对口联系代表机制，500多人次代表参加执法检查、工作调研、计划和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等工作。落实重要法律草案征求代表意见机制，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时，采纳214位代表提出的完善青少年控烟长效机制等建议。增设6个立法联系点，新设5个基层预算审查监督联系点，搭建听取代表、群众意见的“直通车”。 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代表联系群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这是近年代表工作的一个亮点。代表通过走访、座谈、回原选举单位述职、参加代表小组活动等方式直接听取和反映群众意见建议，发挥了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按照常委会统一安排，约1800人次代表参加集中视察、专题调研活动，形成一批重要调研成果。全国人大代表就近参加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活动，积极推动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保等方面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有效发挥代表在反映群众诉求、解决民生难题中的积极作用。 加强代表履职能力建设。创建全国人大网络学院，为代表和各级人大提供了学习培训的新途径。开设人大历史、代表履职知识、代表风采等具有人大特色的专栏，增强培训课程针对性和实效性，截至目前课程总点播量达到83万次。举办3期网络视频学习班和2期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代表学习班，1.1万人次代表和地方人大负责同志参加学习。基层代表积极参加学习培训，思想政治水平、法律政策水平、专业知识水平进一步提高，联系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自觉性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在联系群众、接触实际中积极发现并反映带有普遍性、共性、典型性的问题，推动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予以解决。 改进人大信访工作。制定全国人大代表信访事项办理工作规程，交办转办代表来信141件次。开通网上信访平台，一年多来处理网上信访2.4万件次。拓展民主立法的渠道，认真研究分析群众来信来访反映集中的问题，在相关立法修法工作中予以回应。 五、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发挥人大外事工作的职能作用 疫情改变了外事活动形式，但没有阻隔人大的对外交往。以落实国家元首共识为主要任务，创新外事活动形式，举行各层级双边视频活动46场，出席视频会议26场，进行通话交流15次，开展线下外事活动27场，外交信函往来近600件。 加强双边友好交往。人大外事工作的一个优势是覆盖面广、方式灵活，与有关国家建立了130个友好小组，与22个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与近190个国家和地区议会保持交往与联系。举行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法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同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开展定期机制交流；与日本、韩国、老挝、柬埔寨、印尼、新加坡、乌兹别克斯坦、德国、肯尼亚等国议会领导人视频会晤，深化立法经验交流互鉴，为国家间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从立法机构角度助力国家关系深入发展。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通过后，全国人大以双边友好小组组长名义给93个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发了106封信函，介绍有关情况、阐释中方立场，获得广泛理解和支持。 推动多边交流合作。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议会的政策沟通和立法交流。出席第五次世界议长大会、第六届金砖国家议会论坛等视频会议，参加各国议会联盟、议会世贸大会指导委员会、亚洲议会大会、东盟各国议会间大会等多边活动，推动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团结合作、共同抗疫”等主张写入多边会议文件，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对外宣介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积极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介绍中国发展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主动宣介习近平法治思想，介绍人大制度和立法工作。主动宣介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理念，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做法。加强人大英文网站建设，办好中国人大杂志英文版，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势和功效。 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发挥常委会发言人、外事委发言人、法工委发言人机制作用，在涉藏、涉疆、涉港、涉台和抗疫问题上阐明中方立场。人大是人民的人大。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党、国家和人民需要，人大就将毫不犹豫站到一线进行法律的、政治的、外交的斗争，伸出肩膀扛起应尽的政治责任。 六、加强履职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常委会自身建设水平 围绕做到政治可靠、尊崇法治、发扬民主、服务人民、运行高效，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的目标，全面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开展7次常委会党组集体学习，举办6次常委会专题讲座，及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会议、文件精神。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学习交流会、第26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带头学习宣传宪法法律和相关履职知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政治素质和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做好人大工作的能力水平进一步提高。 完善常委会运行机制。总结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成功经验和做法，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需要，制定全国人大例会和其他重要会议改进会风的具体措施。合理安排委员长会议、常委会会议，确保每一次会议、每一件议案、每一个事项都符合法律规定。按照紧凑高效的原则，合理安排会议日程，适当压缩会期，优化会议流程，提高审议质量。常委会召开了8次会议，平均出席率超过97%，列席人员到会率超过95%。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保障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保证人大通过的法律、作出的决议更好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 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修订专门委员会分党组工作规则，推进分党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各专门委员会共召开152次会议，高质量、高效率完成立法、监督、代表议案建议办理等工作。牵头起草13件法律草案并依法提请审议。对其他国家机关负责起草的法律草案，提前介入并加强督促和指导。协助常委会做好备案审查工作。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持续跟踪监督常委会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加强人大机关建设。坚持办好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周活动，继续开展机关内部巡视，梳理完善137项机关制度，用制度巩固党建成果、提升机关效能。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灯下黑”问题专项整治，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新一轮中央巡视和巡视整改为契机，提高参谋服务保障工作水平，努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统筹做好人大舆论宣传工作。积极研究、阐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准确报道人大会议和立法、监督工作，认真办好“代表通道”、“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大力宣传代表在抗疫斗争、脱贫攻坚、民族团结中的履职担当，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大故事、人大代表故事。 各位代表！ 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全国人大机关工作人员担当尽责、扎实工作的结果，是国务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大密切配合、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参与、充分信任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常委会工作还有一些差距和不足，主要是：立法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立法形式不够丰富，一些领域法律跟不上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监督工作的实效性需要进一步提升，监督的形式和工作机制有待探索创新和不断完善；服务代表的意识和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需要为代表履职创造更好的条件。常委会将虚心听取代表和各方面意见建议，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更好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各位代表！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人大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党和国家事业的快速发展，丰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内涵。人大工作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和生机活力。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面临着许多难关和挑战。我们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14亿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就一定能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胜利。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善于作为，自觉承担起新时代新征程对人大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谋划人大工作，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发挥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职能作用。 一、切实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认真抓好宪法实施工作，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积极回应涉及宪法有关问题的关切。加快推进宪法相关法立法修法工作，制定监察官法，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切实加强宪法监督工作，认真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持续推动宪法宣传教育，组织好宪法宣誓、国家宪法日活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运用法律手段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依法规范和保障两岸人民关系、推进两岸交流合作，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二、切实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急用先行，统筹立改废释纂，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积极推进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涉外法治等重要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 根据立法工作计划，初步安排审议45件法律案，还提出了近20件预备项目。继续实施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执业医师法等。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反有组织犯罪法、陆地国界法、数据安全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安全生产法、兵役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期货法、印花税法，修改反垄断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审计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畜牧法等。完善民生保障、教育文化、社会治理、生态环保、绿色低碳急需的法律制度，制定反食品浪费法、文化产业促进法、家庭教育法、学前教育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社会救助法、法律援助法、湿地保护法、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修改体育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加快推进黄河保护立法。抓紧研究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领域的相关法律制度，以法治促进和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适应立法新形势新要求，必须丰富立法形式，坚持既要搞“大块头”，又要搞“小快灵”，适时启动条件成熟领域法典编纂工作，针对实际需要以“小切口”形式推进立法，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 三、切实加强监督工作，确保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监督工作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来开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推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顺利完成改革发展稳定各项目标任务发挥职能作用。 根据监督工作计划，预安排了29个监督项目。切实承担好推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监督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两项职责，听取审议计划执行、预算执行、决算、审计工作、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国有资产管理、环保目标完成情况等7个工作报告，修改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好专项工作监督，听取审议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长江流域生态环保、雄安新区和白洋淀生态保护、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财政交通运输资金分配和使用、教师队伍建设、文物保护、“七五”普法决议实施、知识产权审判、控告申诉检察等10个专项报告，作出“八五”普法决议。坚持做好立法与推进法律实施并重，检查企业破产法、畜牧法、中医药法、消防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公证法等6部法律的实施情况，推动法定职责、法律责任得到严格落实。结合听取审议关于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开展2次专题询问。围绕财政补贴管理与改革、发挥海外侨胞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用、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推进监察监督全覆盖等，开展6项专题调研。进一步完善监督工作机制，改进方式方法，增强监督工作实效性。 四、切实加强代表工作，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深入落实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制度，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联系代表机制，拓展联系深度、增强联系实效。强化代表对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监督、对外交往工作的参与，紧紧依靠代表做好人大工作。提高代表议案和建议工作水平。支持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丰富代表小组活动形式，鼓励代表就近参加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基层联系点的活动。加强代表服务保障工作，继续建好代表履职信息化平台。加强全国人大网络学院建设，完善代表系统培训机制。支持原选举单位依法监督代表履职，推动代表履职档案规范化建设。实施新修改的选举法，做好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五、切实加强人大外事工作，深化和拓展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合作。围绕国家外交总体布局，发挥职能作用，统筹安排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对外交往。认真组织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外事活动，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对外交往，深化机制交流和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工作机构交流，积极参与议会多边机制活动。围绕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问题主动发声，宣介中国道路、制度和政策、理念、主张。 六、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夯实履职的思想政治组织基础。发挥常委会党组集体学习的带动作用，办好常委会专题讲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切实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研究。深入研究常委会运行机制，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议事规则，认真贯彻执行常委会会议、委员长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有关制度规定。更好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切实做好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工作，支持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全面参与立法、监督、代表、外事等工作。更好发挥常委会工作机构作用，提高全国人大机关参谋服务保障水平。全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驰而不息改进作风。健全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加强新闻舆论工作，全面深入宣传报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新进展新成效。加强与地方人大的工作交流，密切工作协同，提升工作合力。 各位代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履行好，把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完成好，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指南的目的和依据 为了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等法律规定，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相关概念 （一）平台，本指南所称平台为互联网平台，是指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 （二）平台经营者，是指向自然人、法人及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交流等互联网平台服务的经营者。 （三）平台内经营者，是指在互联网平台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的经营者。 平台经营者在运营平台的同时，也可能直接通过平台提供商品。 （四）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包括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其他参与平台经济的经营者。 第三条 基本原则 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平台经济领域开展反垄断监管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坚持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着力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的法律规范，保护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依法科学高效监管。《反垄断法》及有关配套法规、规章、指南确定的基本制度、规制原则和分析框架适用于平台经济领域所有市场主体。反垄断执法机构将根据平台经济的发展状况、发展规律和自身特点，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强化竞争分析和法律论证，不断加强和改进反垄断监管，增强反垄断执法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三）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营造竞争有序开放包容发展环境，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引导和激励平台经营者将更多资源用于技术革新、质量改进、服务提升和模式创新，防止和制止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抑制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和经济活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动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 （四）维护各方合法利益。平台经济发展涉及多方主体。反垄断监管在保护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平台经济推动资源配置优化、技术进步、效率提升的同时，着力维护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和从业人员等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强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监管统筹协调，使全社会共享平台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平台经济整体生态和谐共生和健康发展。 第四条 相关市场界定 平台经济业务类型复杂、竞争动态多变，界定平台经济领域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需要遵循《反垄断法》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所确定的一般原则，同时考虑平台经济的特点，结合个案进行具体分析。 （一）相关商品市场 平台经济领域相关商品市场界定的基本方法是替代性分析。在个案中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时，可以基于平台功能、商业模式、应用场景、用户群体、多边市场、线下交易等因素进行需求替代分析；当供给替代对经营者行为产生的竞争约束类似于需求替代时，可以基于市场进入、技术壁垒、网络效应、锁定效应、转移成本、跨界竞争等因素考虑供给替代分析。具体而言，可以根据平台一边的商品界定相关商品市场；也可以根据平台所涉及的多边商品，分别界定多个相关商品市场，并考虑各相关商品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当该平台存在的跨平台网络效应能够给平台经营者施加足够的竞争约束时，可以根据该平台整体界定相关商品市场。 （二）相关地域市场 平台经济领域相关地域市场界定同样采用需求替代和供给替代分析。在个案中界定相关地域市场时，可以综合评估考虑多数用户选择商品的实际区域、用户的语言偏好和消费习惯、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同区域竞争约束程度、线上线下融合等因素。 根据平台特点，相关地域市场通常界定为中国市场或者特定区域市场，根据个案情况也可以界定为全球市场。 （三）相关市场界定在各类垄断案件中的作用 坚持个案分析原则，不同类型垄断案件对于相关市场界定的实际需求不同。 调查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和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通常需要界定相关市场。 第二章 垄断协议 《反垄断法》禁止经营者达成、实施垄断协议。认定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协议，适用《反垄断法》第二章和《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对《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明确列举的垄断协议，依法予以禁止；对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条件的垄断协议，依法予以豁免。 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六）项和第十四条第（三）项认定相关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协议时，可以考虑平台相关市场竞争状况、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经营者的市场力量、对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阻碍程度、对创新的影响等因素。 第五条 垄断协议的形式 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协议是指经营者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协议、决定可以是书面、口头等形式。其他协同行为是指经营者虽未明确订立协议或者决定，但通过数据、算法、平台规则或者其他方式实质上存在协调一致的行为，有关经营者基于独立意思表示所作出的价格跟随等平行行为除外。 第六条 横向垄断协议 具有竞争关系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通过下列方式达成固定价格、分割市场、限制产（销）量、限制新技术（产品）、联合抵制交易等横向垄断协议： （一）利用平台收集并且交换价格、销量、成本、客户等敏感信息； （二）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意思联络； （三）利用数据、算法、平台规则等实现协调一致行为； （四）其他有助于实现协同的方式。 本指南所称价格，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价格以及经营者收取的佣金、手续费、会员费、推广费等服务收费。 第七条 纵向垄断协议 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可能通过下列方式达成固定转售价格、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等纵向垄断协议： （一）利用技术手段对价格进行自动化设定； （二）利用平台规则对价格进行统一； （三）利用数据和算法对价格进行直接或者间接限定； （四）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数据和算法等方式限定其他交易条件，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平台经营者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在商品价格、数量等方面向其提供等于或者优于其他竞争性平台的交易条件的行为可能构成垄断协议，也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分析上述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纵向垄断协议，可以综合考虑平台经营者的市场力量、相关市场竞争状况、对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阻碍程度、对消费者利益和创新的影响等因素。 第八条 轴辐协议 具有竞争关系的平台内经营者可能借助与平台经营者之间的纵向关系,或者由平台经营者组织、协调，达成具有横向垄断协议效果的轴辐协议。分析该协议是否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制的垄断协议，可以考虑具有竞争关系的平台内经营者之间是否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数据和算法等方式，达成、实施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竞争。 第九条 协同行为的认定 认定平台经济领域协同行为，可以通过直接证据判定是否存在协同行为的事实。如果直接证据较难获取，可以根据《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按照逻辑一致的间接证据，认定经营者对相关信息的知悉状况，判定经营者之间是否存在协同行为。经营者可以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不存在协同行为。 第十条 宽大制度 反垄断执法机构鼓励参与横向垄断协议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主动报告横向垄断协议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同时停止涉嫌违法行为并配合调查。对符合宽大适用条件的经营者，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经营者申请宽大的具体标准和程序等，适用《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横向垄断协议案件宽大制度适用指南》。 第三章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反垄断法》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平台经济领域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适用《反垄断法》第三章和《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通常情况下，首先界定相关市场，分析经营者在相关市场是否具有支配地位，再根据个案情况具体分析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第十一条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据《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认定或者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结合平台经济的特点，可以具体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营者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竞争状况。确定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市场份额，可以考虑交易金额、交易数量、销售额、活跃用户数、点击量、使用时长或者其他指标在相关市场所占比重，同时考虑该市场份额持续的时间。 分析相关市场竞争状况，可以考虑相关平台市场的发展状况、现有竞争者数量和市场份额、平台竞争特点、平台差异程度、规模经济、潜在竞争者情况、创新和技术变化等。 （二）经营者控制市场的能力。可以考虑该经营者控制上下游市场或者其他关联市场的能力，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能力，相关平台经营模式、网络效应，以及影响或者决定价格、流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的能力等。 （三）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可以考虑该经营者的投资者情况、资产规模、资本来源、盈利能力、融资能力、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力、拥有的知识产权、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以及该财力和技术条件能够以何种程度促进该经营者业务扩张或者巩固、维持市场地位等。 （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可以考虑其他经营者与该经营者的交易关系、交易量、交易持续时间，锁定效应、用户黏性，以及其他经营者转向其他平台的可能性及转换成本等。 （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可以考虑市场准入、平台规模效应、资金投入规模、技术壁垒、用户多栖性、用户转换成本、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用户习惯等。 （六）其他因素。可以考虑基于平台经济特点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其他因素。 第十二条 不公平价格行为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分析是否构成不公平价格行为，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一）该价格是否明显高于或者明显低于其他同类业务经营者在相同或者相似市场条件下同种商品或者可比较商品的价格； （二）该价格是否明显高于或者明显低于该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在其他相同或者相似市场条件下同种商品或者可比较商品的价格； （三）在成本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该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是否超过正常幅度提高销售价格或者降低购买价格； （四）该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销售商品提价幅度是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或者采购商品降价幅度是否明显低于成本降低幅度。 认定市场条件相同或者相似，一般可以考虑平台类型、经营模式、交易环节、成本结构、交易具体情况等因素。 第十三条 低于成本销售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分析是否构成低于成本销售，一般重点考虑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是否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排挤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以及是否可能在将其他经营者排挤出市场后，提高价格获取不当利益、损害市场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情况。 在计算成本时，一般需要综合考虑平台涉及多边市场中各相关市场之间的成本关联情况。 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低于成本销售可能具有以下正当理由： （一）在合理期限内为发展平台内其他业务； （二）在合理期限内为促进新商品进入市场； （三）在合理期限内为吸引新用户； （四）在合理期限内开展促销活动； （五）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第十四条 拒绝交易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排除、限制市场竞争。分析是否构成拒绝交易，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一）停止、拖延、中断与交易相对人的现有交易； （二）拒绝与交易相对人开展新的交易； （三）实质性削减与交易相对人的现有交易数量； （四）在平台规则、算法、技术、流量分配等方面设置不合理的限制和障碍，使交易相对人难以开展交易； （五）控制平台经济领域必需设施的经营者拒绝与交易相对人以合理条件进行交易。 认定相关平台是否构成必需设施，一般需要综合考虑该平台占有数据情况、其他平台的可替代性、是否存在潜在可用平台、发展竞争性平台的可行性、交易相对人对该平台的依赖程度、开放平台对该平台经营者可能造成的影响等因素。 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拒绝交易可能具有以下正当理由： （一）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无法进行交易； （二）因交易相对人原因，影响交易安全； （三）与交易相对人交易将使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利益发生不当减损； （四）交易相对人明确表示或者实际不遵守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平台规则； （五）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第十五条 限定交易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对交易相对人进行限定交易，排除、限制市场竞争。分析是否构成限定交易行为，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一）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在竞争性平台间进行“二选一”，或者限定交易相对人与其进行独家交易的其他行为； （二）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或者通过其指定渠道等限定方式进行交易； （三）限定交易相对人不得与特定经营者进行交易。 上述限定可能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实现，也可能通过电话、口头方式与交易相对人商定的方式实现，还可能通过平台规则、数据、算法、技术等方面的实际设置限制或者障碍的方式实现。 分析是否构成限定交易，可以重点考虑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平台经营者通过屏蔽店铺、搜索降权、流量限制、技术障碍、扣取保证金等惩罚性措施实施的限制，因对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产生直接损害，一般可以认定构成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平台经营者通过补贴、折扣、优惠、流量资源支持等激励性方式实施的限制，可能对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整体福利具有一定积极效果，但如果有证据证明对市场竞争产生明显的排除、限制影响，也可能被认定构成限定交易行为。 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限定交易可能具有以下正当理由： （一）为保护交易相对人和消费者利益所必须； （二）为保护知识产权、商业机密或者数据安全所必须； （三）为保护针对交易进行的特定资源投入所必须； （四）为维护合理的经营模式所必须； （五）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第十六条 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实施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排除、限制市场竞争。分析是否构成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一）利用格式条款、弹窗、操作必经步骤等交易相对人无法选择、更改、拒绝的方式，将不同商品进行捆绑销售； （二）以搜索降权、流量限制、技术障碍等惩罚性措施，强制交易相对人接受其他商品； （三）对交易条件和方式、服务提供方式、付款方式和手段、售后保障等附加不合理限制； （四）在交易价格之外额外收取不合理费用； （五）强制收集非必要用户信息或者附加与交易标的无关的交易条件、交易流程、服务项目。 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实施搭售可能具有以下正当理由： （一）符合正当的行业惯例和交易习惯； （二）为保护交易相对人和消费者利益所必须； （三）为提升商品使用价值或者效率所必须； （四）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第十七条 差别待遇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排除、限制市场竞争。分析是否构成差别待遇，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一）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根据交易相对人的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二）实行差异性标准、规则、算法； （三）实行差异性付款条件和交易方式。 条件相同是指交易相对人之间在交易安全、交易成本、信用状况、所处交易环节、交易持续时间等方面不存在实质性影响交易的差别。平台在交易中获取的交易相对人的隐私信息、交易历史、个体偏好、消费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不影响认定交易相对人条件相同。 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实施差别待遇行为可能具有以下正当理由： （一）根据交易相对人实际需求且符合正当的交易习惯和行业惯例，实行不同交易条件； （二）针对新用户在合理期限内开展的优惠活动； （三）基于平台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规则实施的随机性交易； （四）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第四章 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法》禁止经营者实施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集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据《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和《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对平台经济领域的经营者集中进行审查，并对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八条 申报标准 在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的营业额包括其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收入。根据行业惯例、收费方式、商业模式、平台经营者的作用等不同，营业额的计算可能有所区别。对于仅提供信息匹配、收取佣金等服务费的平台经营者，可以按照平台所收取的服务费及平台其他收入计算营业额；平台经营者具体参与平台一侧市场竞争或者发挥主导作用的，还可以计算平台所涉交易金额。 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涉及协议控制架构的经营者集中，属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范围。 第十九条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主动调查 根据《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四条，经营者集中未达到申报标准，但按照规定程序收集的事实和证据表明该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依法进行调查。 经营者可以就未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主动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高度关注参与集中的一方经营者为初创企业或者新兴平台、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因采取免费或者低价模式导致营业额较低、相关市场集中度较高、参与竞争者数量较少等类型的平台经济领域的经营者集中，对未达到申报标准但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将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条 考量因素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将依据《反垄断法》第二十七条和《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第三章有关规定，评估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的竞争影响。结合平台经济的特点，可以具体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计算市场份额，除以营业额为指标外，还可以考虑采用交易金额、交易数量、活跃用户数、点击量、使用时长或者其他指标在相关市场所占比重，并可以视情况对较长时间段内的市场份额进行综合评估，判断其动态变化趋势。 （二）经营者对市场的控制力。可以考虑经营者是否对关键性、稀缺性资源拥有独占权利以及该独占权利持续时间，平台用户黏性、多栖性，经营者掌握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对数据接口的控制能力，向其他市场渗透或者扩展的能力，经营者的盈利能力及利润率水平，技术创新的频率和速度、商品的生命周期、是否存在或者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等。 （三）相关市场的集中度。可以考虑相关平台市场的发展状况、现有竞争者数量和市场份额等。 （四）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的影响。可以考虑市场准入情况，经营者获得技术、知识产权、数据、渠道、用户等必要资源和必需设施的难度，进入相关市场需要的资金投入规模，用户在费用、数据迁移、谈判、学习、搜索等各方面的转换成本，并考虑进入的可能性、及时性和充分性。 （五）经营者集中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可以考虑现有市场竞争者在技术和商业模式等创新方面的竞争，对经营者创新动机和能力的影响，对初创企业、新兴平台的收购是否会影响创新。 （六）经营者集中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考虑集中后经营者是否有能力和动机以提高商品价格、降低商品质量、减少商品多样性、损害消费者选择能力和范围、区别对待不同消费者群体、不恰当使用消费者数据等方式损害消费者利益。 （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为应当考虑的影响市场竞争的其他因素。包括对其他经营者的影响、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对涉及双边或者多边平台的经营者集中，可能需要综合考虑平台的双边或者多边业务，以及经营者从事的其他业务，并对直接和间接网络外部性进行评估。 第二十一条 救济措施 对于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作出决定。对不予禁止的经营者集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附加以下类型的限制性条件: （一）剥离有形资产，剥离知识产权、技术、数据等无形资产或者剥离相关权益等结构性条件； （二）开放网络、数据或者平台等基础设施、许可关键技术、终止排他性协议、修改平台规则或者算法、承诺兼容或者不降低互操作性水平等行为性条件； （三）结构性条件和行为性条件相结合的综合性条件。 第五章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反垄断法》禁止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对于平台经济领域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建议。 第二十二条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表现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从事下列行为，排除、限制平台经济领域市场竞争，可能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一）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其他经营者提供的与平台服务相关的商品； （二）对外地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设定歧视性标准、实行歧视性政策，采取专门针对外地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的行政许可、备案，或者通过软件、互联网设置屏蔽等手段，阻碍、限制外地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进入本地市场，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 （三）以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标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发布信息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采购活动； （四）对外地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实行歧视性待遇，排斥、限制或者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五）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从事《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 （六）行政机关以规定、办法、决定、公告、通知、意见、会议纪要等形式，制定、发布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平台经济领域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性文件以及“一事一议”形式的具体政策措施。 第二十三条 公平竞争审查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制定涉及平台经济领域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其他政策性文件以及“一事一议”形式的具体政策措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指南的解释 本指南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责任编辑：符仲明）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记者李延霞）记者日前从中国银保监会获悉，银保监会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证监会制定了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工作规程，明确了债委会职责定位、扩大了债委会成员的覆盖范围等。 银保监会表示，近年来，银保监会建立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制度，有序缓释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工作规程总结了前期风险企业债务问题特点及债委会运行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对现有债委会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 《关于印发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工作规程的通知》明确，债委会是协商性、自律性、临时性组织，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分类施策的原则开展工作。 通知扩大了债委会成员的覆盖范围，明确对债务规模较大、存在困难的非金融债务企业，3家以上持有债权（含贷款、债券等）、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持有债权、依法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银行保险机构和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等可以发起成立债委会。 通知明确，债委会原则上由直接对企业持有债权的金融机构或其分支机构组建。涉及中央企业或者重大复杂的企业集团，可以在金融机构法人总部层面组建债委会。联合授信企业发生债务风险的，牵头银行可推动组建债委会。 通知同时明确打击逃废金融债务的要求，支持金融机构联合打击逃废金融债务，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与失信惩戒机制作用。
央行就征信业务管理公开征求意见 要求征信机构采集信息遵循“最少、必要”原则 1月11日，央行发布公告称，为坚持征信为民，规范征信业务及其相关活动，加强征信监督管理，促进征信业健康发展，央行草拟了《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1年2月10日。 央行在《办法》起草说明中表示，《征信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征信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数字征信时代，征信新的业态不断涌现，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征信业务规则，导致征信边界不清，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不断出现。为提高征信业务活动的透明度，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推动信用信息在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和信息使用者之间依法合规使用，人民银行依据《征信业管理条例》并结合征信业务发展的实际，起草了《办法》。 《办法》的制定原则有三条：一是，坚持征信为民的工作理念。充分保障信息主体在征信业务活动中的知情权、同意权、异议权、投诉权等各项合法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征信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防范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滥采滥用，保障征信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二是，兼顾信息安全和信息合规使用。在做好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前提下，促进征信业规范发展，明确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信息使用者各方的义务，鼓励征信机构在安全规范的前提下，提供多样化征信产品和服务，增加征信有效供给。三是，与现行法律法规相衔接。充分吸收《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现行法律法规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充分考虑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衔接工作，吸收相关立法原则和精神，细化个人信息保护力度。 从主要内容来看，一是对信用信息和征信业务做了明确规定。使征信监管有法可依。将为金融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用于判断个人和企业信用状况的各类信息界定为信用信息，其信息服务活动为征信活动。当前实践中，利用该信息对个人或企业作出的画像、评价等业务界定为征信业务，属于《办法》的约束范围。 二是从保护个人和企业合法权益角度对信用信息采集、整理、保存和加工进行了规定。要求征信机构采集信息遵循“最少、必要”原则，不得以非法方式采集信息；采集个人信息，应当告知采集的目的、信息来源和信息范围等，采集非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应当取得企业同意；整理、保存、加工信用信息，应遵循客观性原则，不得篡改原始数据。 三是规范信用信息的使用，保障用于合法目的。要求信息使用者使用个人信用信息应当用于合法、正当目的，不得滥用；征信机构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信用评价、信用评级、反欺诈服务等不同种类征信业务时，应当遵循相应的业务规则。 四是对信用信息安全和跨境流动进行了规定。从内控制度、软硬件设备、人员管理等方面要求征信机构做好信息安全工作，建立应急和报告制度。向境外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服务的，应当确保信用信息用于跨境贸易、融资等合理用途，并采取单笔查询的方式提供。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新时代党的地方组织选举工作的基本遵循。《条例》的修订和实施，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规范党的地方组织选举，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要抓好宣传解读和学习培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条例》，增强贯彻落实《条例》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学习，带头研究，带头执行。中央组织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确保《条例》各项规定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记者1月4日从财政部网站获悉，为适应我国金融改革新形势，围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金融业要“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总体要求，财政部进一步完善修订《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 现行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建立于2009年，2016年曾进行修订。财政部负责人答记者问表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现行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局限性逐渐凸显，有必要根据新形势进行修改完善。通过此次修改，旨在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励商业银行更加有效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更好服务微观经济、实体经济，为商业银行稳健运行、高质量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保障支撑。 具体而言，改革后，从指标体系看，将改革前的盈利能力、经营增长、资产质量、偿付能力四类指标，调整为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发展质量、风险防控、经营效益四类，每类权重均为25%，兼顾了考核重点和平衡关系。各单项指标权重依据重要性和引导功能确定，可适时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实体经济需求、金融发展趋势等进行动态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完善修订后的评价导向更加突出服务国家宏观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微观经济等综合经济效益。新增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评价维度，包括与当前国家对商业银行重点工作导向密切相关的业务指标，如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增两控”考核指标、服务生态文明战略和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指标，促进商业银行更加有效响应国家宏观政策。另外，加分事项更加突出违规“黑名单”的扣分降级，以减少可能出现的数据失真问题；将原有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专项加分事项纳入服务实体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并提高权重。同时，扩大负面清单，新增发生风险事件评价降级，以及违规受罚、无序设立子公司等扣分事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通过《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逐步恢复正常，但对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特殊困难仍需加以帮扶。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做好政策接续和合理调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会议确定，明年一季度要继续落实好原定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在此基础上适当延长政策期限，做到按市场化原则应延尽延，由银行和企业自主协商确定。对办理贷款延期还本付息且期限不少于6个月的地方法人银行，继续按贷款本金1%给予激励。将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由今年底适当延长。对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继续按贷款本金40%给予优惠资金支持。实施好和适当延长上述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帮助小微企业更好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生产经营稳定恢复。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尽管我国经济稳步回暖，但经济恢复态势还不稳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仍面临较大困难。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十分及时和必要。这是宏观政策“不急转弯”的具体体现，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稳定小微企业信心。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也指出，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体现了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有助于小微企业更好地渡过难关，实现稳定持续稳健的经营，也有助于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目标的实现。此外，对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的延期有助于降低中小银行资金成本，提高中小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在小微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的占比，并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更好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总体来看，上述政策的延期有助于金融更好地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对于会议通过《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董希淼认为，一些非法集资活动打着金融创新等旗号，利用新型金融概念炒作，增加了欺骗性和隐蔽性，加大了非法集资的防控打击难度。针对非法集资，缺乏明确的法律制度安排及监管职责划分，存在一定监管空白。金融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使一些人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这也为非法集资提供了一定空间。 “出台《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明确地方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有助于厘清金融风险防控和金融组织的监管职责，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更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更好地保护公众合法权益。”董希淼说。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全文如下。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社会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信仰法治、公平正义、保障权利、守法诚信、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把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确立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任务艰巨。为加快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制定本纲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保障人民权利，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坚实法治基础。 （二）主要原则。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尊重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坚持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坚持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 （三）总体目标。到2025年，“八五”普法规划实施完成，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领域制度规范更加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显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形成符合国情、体现时代特征、人民群众满意的法治社会建设生动局面，为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二、推动全社会增强法治观念 全民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工程。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增强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使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原则。 （四）维护宪法权威。深入宣传宪法，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推动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社会氛围。切实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宪法教育，组织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原原本本学习宪法文本。全面落实宪法宣誓制度，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宪法宣誓。持续开展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推动“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制度化，实现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 （五）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广泛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人民群众自觉尊崇、信仰和遵守法律。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积极组织疫病防治、野生动物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全社会尊重司法裁判，维护司法权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对全社会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健全日常学法制度，强化法治培训，完善考核评估机制，不断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全面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教师的法治教育培训，配齐配强法治课教师、法治辅导员队伍，完善法治副校长制度，健全青少年参与法治实践机制。引导企业树立合规意识，切实增强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法治观念。加强对社会热点案（事）件的法治解读评论，传播法治正能量。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普法，推进“智慧普法”平台建设。研究制定法治宣传教育法。 （六）健全普法责任制。坚持法治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2020年年底前基本实现国家机关普法责任制清单全覆盖，把案（事）件依法处理的过程变成普法公开课。完善法官、检察官、行政复议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注重加强对诉讼参与人、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宣讲。引导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立法，把立法过程变为宣传法律法规的过程。创新运用多种形式，加强对新出台法律法规规章的解读。充分发挥法律服务队伍在普法宣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人民群众提供专业、精准、高效的法治宣传。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引导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融媒体中心等媒体自觉履行普法责任。培育壮大普法志愿者队伍，形成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普法活动的实践格局。 （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播法治理念，恪守法治原则，注重对法治理念、法治思维的培育，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引领、熏陶作用，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丰富法治文化产品，培育法治文化精品，扩大法治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利用重大纪念日、传统节日等契机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组织各地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艺团体开展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推动法治文化深入人心。大力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有效促进法治文化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地方文化、行业文化、企业文化融合发展。2020年年底前制定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 三、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 加快建立健全社会领域法律制度，完善多层次多领域社会规范，强化道德规范建设，深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以良法促进社会建设、保障社会善治。 （八）完善社会重要领域立法。完善教育、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药品、安全生产、道路交通、扶贫、慈善、社会救助等领域和退役军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正当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全面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健全社会组织、城乡社区、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加强见义勇为、尊崇英烈、志愿服务、孝老爱亲等方面立法。 （九）促进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强居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社会组织章程等社会规范建设，推动社会成员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规范。深化行风建设，规范行业行为。加强对社会规范制订和实施情况的监督，制订自律性社会规范的示范文本，使社会规范制订和实施符合法治原则和精神。 （十）加强道德规范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结合起来，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倡导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美德善行，完善激励机制，褒奖善行义举，形成好人好报、德者有得的正向效应。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建设，深入开展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道德规范的教育、评价、监督等功能，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依法惩处公德失范的违法行为。大力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增强公民公共卫生安全和疫病防治意识。依法规范捐赠、受赠行为。注重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 （十一）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制度，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促进企业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建立完善失信惩戒制度。结合实际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和异议制度，鼓励和引导失信主体主动纠正违法失信行为。加强行业协会商会诚信建设，完善诚信管理和诚信自律机制。完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一步强化和规范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加强诚信理念宣传教育，组织诚信主题实践活动，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出台信用方面的法律。 四、加强权利保护 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有效维护各类社会主体合法权益。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社会主体要履行法定义务和承担社会责任。 （十二）健全公众参与重大公共决策机制。制定与人民生产生活和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和出台重大改革措施，要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和社会责任，畅通公众参与重大公共决策的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落实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在重大公共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制度机制。健全企业、职工、行业协会商会等参与涉企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定机制，依法平等保护企业、职工合法权益。 （十三）保障行政执法中当事人合法权益。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程序，改进执法方式，尊重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建立人民群众监督评价机制，促进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生态环境、安全生产、劳动保障、野生动物保护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和执法效果不断提高。建立健全产权保护统筹协调工作机制，持续加强政务诚信和营商环境建设，将产权保护列为专项治理、信用示范、城市创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许可决定、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强制决定、行政征收决定等，依法予以公开。 （十四）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加强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加大涉民生案件查办力度，通过具体案件办理，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探索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集体诉讼制度。完善律师制度。强化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制度保障。加强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源头预防，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健全案件纠错机制，有效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健全执行工作长效机制，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合法权益。加强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完善“互联网+诉讼”模式，加强诉讼服务设施建设，全面建设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 （十五）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到2022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保证人民群众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加强对欠发达地区专业法律服务人才和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的政策扶持，大力推广运用远程网络等法律服务模式，促进城市优质法律服务资源向农村辐射，有效缓解法律服务专业力量不足问题。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和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制定出台法律援助法，保障困难群体、特殊群众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权益。加快律师、公证、仲裁、司法鉴定等行业改革发展，完善公共法律服务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进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精准化，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多元化法律服务需求。健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充分发挥村（居）法律顾问作用。加强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建设，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与科技创新手段深度融合，尽快建成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 （十六）引导社会主体履行法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引导公民理性表达诉求，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引导和推动企业和其他组织履行法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健康有序运行。强化政策引领作用，为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营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与社会建立良好的互助互信关系。支持社会组织建立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引导社会资源向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组织倾斜。 五、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依法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协调利益关系、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促进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十七）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健全地方党委在本地区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作用的机制，完善政府社会治理考核问责机制。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社会治理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判、成果人民共享。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十八）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推进市域治理创新，依法加快市级层面实名登记、社会信用管理、产权保护等配套制度建设，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使法治成为市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深化城乡社区依法治理，在党组织领导下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区县职能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减负赋能原则，制定和落实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健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鼓励农村开展村民说事、民情恳谈等活动。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完善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制度，梳理村级事务公开清单，推广村级事务“阳光公开”监管平台。开展法治乡村创建活动。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面推进基层单位依法治理，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普遍完善业务和管理活动各项规章制度，建立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平台和机制。广泛开展行业依法治理，推进业务标准程序完善、合法合规审查到位、防范化解风险及时和法律监督有效的法治化治理方式。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谐。 （十九）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人民团体要在党的领导下，教育和组织团体成员和所联系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坚持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加大培育社会组织力度，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推动和支持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开展志愿服务标准化建设。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探索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十）增强社会安全感。加快对社会安全体系的整体设计和战略规划，贯彻落实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的意见。完善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制、责任分担机制，健全平安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2020年年底前制定“互联网+公共安全”行动计划。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暴力恐怖、黄赌毒黑拐骗、高科技犯罪、网络犯罪等违法犯罪活动，遏制和预防严重犯罪行为的发生。强化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提升疫情防控、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依法强化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影响生产安全、破坏交通安全等重点问题治理。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建立健全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站，发展心理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等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加强对贫困人口、精神障碍患者、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的人文关怀、精神慰藉和心理健康服务。健全执法司法机关与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的工作衔接，加强对执法司法所涉人群的心理疏导。推进“青少年维权岗”、“青少年零犯罪零受害社区（村）”创建，强化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基层基础。 （二十一）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加强矛盾排查和风险研判，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全面落实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深入推进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律师在调解中的作用，建立健全律师调解经费保障机制。县（市、区、旗）探索在矛盾纠纷多发领域建立“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加强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工作，发挥行政机关化解纠纷的“分流阀”作用。推动仲裁委员会积极参与基层社会纠纷解决，支持仲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六、依法治理网络空间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推动社会治理从现实社会向网络空间覆盖，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二十二）完善网络法律制度。通过立改废释并举等方式，推动现有法律法规延伸适用到网络空间。完善网络信息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研究制定互联网信息服务严重失信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制定完善对网络直播、自媒体、知识社区问答等新媒体业态和算法推荐、深度伪造等新技术应用的规范管理办法。完善网络安全法配套规定和标准体系，建立健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数据安全管理和网络安全审查等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研发应用的规范引导。研究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健全互联网技术、商业模式、大数据等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修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完善跨境电商制度，规范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行为。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网络安全等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二十三）培育良好的网络法治意识。坚持依法治网和以德润网相结合，弘扬时代主旋律和社会正能量。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新媒体传播等工程。提升网络媒介素养，推动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严重失信“黑名单”制度和惩戒机制，推动网络诚信制度化建设。坚决依法打击谣言、淫秽、暴力、迷信、邪教等有害信息在网络空间传播蔓延，建立健全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一体化受理处置体系。加强全社会网络法治和网络素养教育，制定网络素养教育指南。加强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引导青少年理性上网。深入实施中国好网民工程和网络公益工程，引导网民文明上网、理性表达，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二十四）保障公民依法安全用网。牢固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依法防范网络安全风险。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明确管理部门和网信企业的网络安全责任。建立完善统一高效的网络安全风险报告机制、研判处置机制，健全网络安全检查制度。加强对网络空间通信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名誉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严格规范收集使用用户身份、通信内容等个人信息行为，加大对非法获取、泄露、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督促网信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履行法律规定的安全管理责任。健全网络与信息突发安全事件应急机制，完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执法联动机制。加强网络违法犯罪监控和查处能力建设，依法查处网络金融犯罪、网络诽谤、网络诈骗、网络色情、攻击窃密等违法犯罪行为。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积极参与国际打击互联网违法犯罪活动。 七、加强组织保障 坚持党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凝聚全社会力量，扎实有序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二十五）强化组织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地方各级党委要落实推进本地区法治社会建设的领导责任，推动解决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地方各级政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将法治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落实好法治社会建设各项任务。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二十六）加强统筹协调。坚持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相协调，坚持法治社会建设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地方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要加强对本地区法治社会建设统筹谋划，形成上下协调、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参与法治社会建设，进一步发挥公民、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形成法治社会建设最大合力。 （二十七）健全责任落实和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健全对法治社会建设的督促落实机制，确保党中央关于法治社会建设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充分发挥考核评价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制定法治社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健全群众满意度测评制度，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法治社会建设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 （二十八）加强理论研究和舆论引导。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智库作用，大力打造法治社会建设理论研究基地。加强舆论引导，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民关心、支持和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良好氛围。适时发布法治社会建设白皮书。 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本纲要精神和要求，结合实际制定落实举措。中央依法治国办要抓好督促落实，确保纲要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 （中央依法治国办有关负责同志答记者问见第六版） 《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08日 01 版）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8人，候补中央委员16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党的十九大代表中的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一年来，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沉着有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人民生活得到有力保障，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全会一致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 全会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十三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预计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元；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城镇新增就业超过六千万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十三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十亿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军队组织形态实现重大变革；国家安全全面加强，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全会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全会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这就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这就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迈出重大步伐。 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数字化发展。 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会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全会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全会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全会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全会提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要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质量效益，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协调发展，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全会强调，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记者 王 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在12日举行的记者会上透露，立法工作专班正在认真研究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立法中的浪费标准、法律执行等具体问题。 臧铁伟介绍，就制止餐饮浪费专项立法，法工委开展了多方面工作：成立立法工作专班，加快推进专项立法；认真开展相关立法研究，系统梳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外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为立法工作提供依据和借鉴参考；积极开展立法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央有关部门单位、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行业协会、企业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立法的意见建议，书面征求9个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赴政法院校进行调研；着手起草法律草案，并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做好与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的衔接；加强工作沟通联系，与中央有关部门单位共同研究做好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立法工作；加强对地方立法工作的联系和指导，在工作层面同拟开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地方立法的地方人大保持密切沟通交流。 “目前，对于浪费标准、法律执行等具体问题，立法工作专班都在认真研究中。”臧铁伟说，立法工作机构将在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把相关规范制定完善好，并推动相关法律尽快出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提供法治保障。
人民网北京10月12日电（孟植良）今天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常委会立法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臧铁伟在会上表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二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生物安全法草案、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出口管制法草案、国旗法修正草案、国徽法修正草案、长江保护法草案、退役军人保障法草案、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国防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海警法草案的议案等。 关于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审议稿。6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草案二次审议稿，主要修改补充有：进一步完善金融犯罪规定，对刑法有关洗钱、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单位集资诈骗等规定作出修改补充；修改完善涉未成年人犯罪相关规定，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和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两个方面；修改补充了冒名顶替、有关兴奋剂违规等方面的犯罪规定等。 臧铁伟表示，今年6月，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后，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期间，共收到65080位公众提出的137544条意见，主要意见有：一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主要意见是加大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拟吸收这方面的意见，对奸淫幼女、猥亵儿童，以及特殊职责人员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作出修改完善。二是，完善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犯罪规定，主要是建议进一步调整处罚范围，完善有关情形表述。草案拟采纳有关意见，对构成犯罪的条件、有关渎职情形规定和表述等作出修改完善。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关注。有公众呼吁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有人表示应“恶意补足年龄”。针对这些问题，本次审议是否会对未成年人刑责年龄作出调整？“8月份记者会，也有记者朋友提出过类似问题。”臧铁伟说到，“对这一问题，大家的共识是应当管起来，既是矫正犯罪的需要，也是保护受害人正当诉求和利益的需要。只是如何去管，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关进监狱，还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矫治的特点去完善收容教养制度等，大家还有不同的认识和侧重点。”臧铁伟表示，总体上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仍应坚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经会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草案二次审议稿拟“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
人民网北京9月13日电 （记者罗知之）为推动金融控股公司规范发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依据《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以下简称《准入决定》），人民银行今日正式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金控办法》），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 央行称，《金控办法》遵循宏观审慎管理理念，以并表为基础，按照全面、持续、穿透的原则，对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依法准入并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行为。《金控办法》的实施，继续坚持金融业总体分业经营为主的原则，从制度上隔离实业板块与金融板块，有利于金融控股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防范风险交叉传染，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据介绍，《金控办法》细化了《准入决定》中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的条件和程序，进一步明确了监管范围和监管主体，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监管，金融管理部门依法按照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对金融控股公司所控股金融机构实施监管。《金控办法》对股东资质条件、资金来源和运用、资本充足性要求、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关联交易、风险管理体系和风险“防火墙”制度等关键环节，提出了监管要求。对于《金控办法》实施前已具备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情形但未达到《金控办法》监管要求的机构，合理设置过渡期安排，把握好节奏和时机，逐步消化存量。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开展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和持续监管，与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协作，推动金融控股公司健康有序发展，提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吴雨）今年以来，一系列精准适度的金融政策落地实施，对保市场主体、促进经济恢复性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着眼服务实体经济明确金融控股公司准入规范。 会议指出，下一步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保持政策力度和可持续性，不搞大水漫灌，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以促进经济金融平稳运行。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今年以来，我国及时采取一系列金融举措，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力地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未来一段时间，要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努力实现“精准滴灌”，增强货币政策针对性和时效性，提高精准性和直达性，确保制造业、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获得感明显增强。 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会议通过《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明确非金融企业、自然人等控股或实际控制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并且控股或实际控制的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符合要求的，应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 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较快，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了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但部分公司野蛮生长、盲目向金融业扩张，甚至将金融机构作为“提款机”，累积了不少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就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并联合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分类处置重点金融控股集团风险。 “市场准入作为防控风险的第一道门槛，是加强监管和规范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重要一步，将有助于补齐监管短板、减少监管套利、防范金融风险，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董希淼说。 会议要求，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要依法依规、稳妥有序推进实施，防范化解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